文化韌性
揆諸近代史，澳門的每一步發展都交織着變幻莫測的國際風雲
與深遠宏闊的國家命運。政治上，夾縫求存；經濟上，隨浪起
伏；文化上，則勁韌十足。政治局面的複雜性，經濟結構的
脆弱性，有其歷史淵緣，或因而錘煉出澳門文化精神的
堅韌性。誠如鄭板橋之詩：“咬定青
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
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韌性城市的來龍去脈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自從人類創造城市後，享有文明開化和美好生活的同時，也引發不少困擾，即所謂的“城市病”。因此，自二十世紀初人們便開始探求治理“城市病”的藥方。當時英國作為首個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亂象尤盛，於是社會活動家霍華德提出田園城市理論，主張將城市與鄉村結合起來，實現自給自足。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現代主義城市理念風行，它力圖將城市劃分為居住、工作、休閒和交通四大功能，每個區域以單一功能為主，使城市空間、建築結構、設施功能適應當時經濟社會生活的要求。然而，城市作為典型的耗散系統，自給自足並不現實。二戰後，人們從系統論角度理解城市，認為城市不僅是由人口和產業構成的空間，還涵蓋經濟、社會、生態等多個維度。功能單一的城市分區會破壞城市的有機性和完整性；經濟多元與調整能力、人口構成、社團組織和應變能力，都是城市應對危機的重要考量。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可持續發展理念盛行，人們試圖以設定效率、社會和生態等目標來實現城市穩定發展，可視為“韌性城市”的雛形。
近年，由於極端天氣、自然災害、恐怖襲擊、傳染病等突發事件頻頻發生，越來越多的城市重視提高自身抵抗不確定性風險的能力，本世紀初“韌性”被納入城市規劃和區域研究的視域。韌性城市針對重大自然災害、嚴重社會事件以及各種城市病，抵禦衝擊、回應變化，以達至新的動態平衡，增强人類在經濟、社會和生態等方面的可持續性。《中國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綱要》亦將韌性城市設定為城市建設的目標。
在澳門，由於二〇一七年超強颱風“天鴿”的慘痛教訓，人們開始關注韌性城市建設，着重完善民防架構。又因澳門經濟結構單一，企圖適度多元發展增強經濟韌性，而在疫情之下更是題中之義。二〇二〇年，新冠疫情初起時澳門便倡導文化抗疫理念，療癒居民身心、紓緩社會焦慮，展現了文化韌性的一面。
文化韌性的涵養化育
城市係文化的軀體，文化是城市的靈魂，是城市實現韌性發展的內生力量。此次疫情持續時間之久、波及範圍之廣，不單重創了政治、經濟、社會的有序發展，更對全球文化交流和文明進步造成巨大衝擊。此時，文化的潤澤和文明的規限顯得彌足珍貴。
埃利亞斯在《文明的進程》中界定與區分了“文化”和“文明”，他認為“文化”是各個民族差異性的特徵，時時表現着一個民族的自我和特色，沒有高低優劣之分；而“文明”是使各個民族差異性逐漸減少的特徵，表現着人類的普遍行為和成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展現的是文明的一面，各具特色的經濟社會制度表現的是文化的一面。換言之，文明趨同，文化存異。埃利亞斯表示，文化可視作一種不必刻意傳授，濡染而得的性格特徵和精神氣質；而“文明”則需學習而得，故“有教養”、“有知識”、“有規則”如影隨形。雖然“文化”讓人們隨心所欲表現自身特色，但“文明”設定了限制和規則。
放眼世界，各國的城市形態、城市管理日益趨同，體現出文明的面目，但文化差異賦予它們獨特的風貌。城市內在的文化肌理，鍛鑄各自的生活空間和城市性格，讓人們，尤其是旅人直觀感觸每個城市的精神氣質，常常流連忘返。城市文化能為舊城區復興注入新活力量，亦為新城崛起澆鑄不滅靈魂。
韌性城市建設應當視為文化品格的涵育過程。城市文化為當地居民提供共同面對挑戰的情感紐帶，涵養民眾的成熟心態，凝聚人們的價值認同，增強居民對城市的歸屬感與對未來生活的信心，構建起城市的軟實力支撐。
歷史學家赫伊津哈宣稱，“一個社會，當其物質、道德和精神領域的支配力量允許一種比現存狀態更高級、更完善的狀態存在時，當這種存在狀態進而被賦予一種物質和精神價值的和諧均衡的特性時，以及為一種決定該社會各種行為的理想所引導時，那麽這個社會就處於文化形態中。”
如此而言，文化可以視作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之間的和諧均衡，兩者關係的失衡就會導致社會危機的發生。歷史上，澳門每一次面對危機時，終能化險為夷、開拓新局，都離不開文化的堅韌力量承托。在千錘百煉之中，澳門熔鑄出自身的文化韌性，形成了獨特的文化形態。
澳門文化的韌性錘煉
澳門開埠時，在早期全球化浪潮中“向海而生”，成為鏈接中國與全球貿易體系的海洋城市。近代以降，城市轉型“靠陸得存”，鴉片貿易、苦力貿易、博彩業興起，餘波盪漾，其外向性、開放性、商業性的特質，影響及今。這或許就是澳門磨礪出的數百年生存之道，所塑造的文化特質尤其堅韌。
近代史上，澳門發揮着中西文明交流的門戶作用，眾多的文化遺產、豐富的歷史積澱和厚重的文明底蘊，極具標識度和鮮活力的制度體系、海洋貿易、宗教信仰、民間信俗、華人社會、土生社群、社團組織、慈善文化等等，使得澳門在中西文明浸潤、多元文化交流中滋生出獨特的文化氣質——和而不同，不同而和。
進入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葡萄牙方面與澳葡當局意識到葡國管治澳門的期限將至，開始關注葡萄牙於澳門積澱數百年的歷史文化的承傳，官方有意識的文化建設由此發軔。
第一條主線是文化機構的建設。成立專責機構，從一九七六年設立維護澳門財產、風景及文化委員會，到教育文化暨旅遊政務司分管文化事務，於一九八二年成立澳門文化學會，及後中文更名為文化司署，至回歸後定型為文化局，逐步完善職能。設置諮議組織，文化委員會、文化諮詢委員會、文化產業委員會、文化遺產委員會，集思廣益。構建財政支援機制，文化基金、文化產業基金相繼誕生，今又合併為文化發展基金。開設澳門樂團、澳門中樂團、澳門演藝學院，舉辦澳門國際音樂節、藝術節等文藝活動……市政機構、澳門基金會以及體育、旅遊等部門亦承擔推廣文化事業和舉辦文化盛事的部分職能。
另一條主線是文化政策的嬗變。從早期推廣葡萄牙語言和文化，轉向恢復中國古老、豐富和持久的文化傳統，找回真正屬於澳門的文化價值。重視文化遺產保護，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出版《文化雜誌》等期刊，推出以澳門為主題的各類叢書、著述和作品，建設圖書館、博物館，整理文獻檔案，培育文藝人才，推廣文化藝術。第三屆特區政府又從文化事業延伸發展文化產業，並建立文化產業統計指標體系。然而文化保育與社會發展之間的糾葛，至今常常引發抗爭；如何平衡二者，如何平衡持份者、保育人士和市民大眾的關係，端賴當局的政治智慧與官員的人文關懷。
繚繞其間的是一些重大文化事件。二〇〇五年“澳門歷史城區”列為世界遺產名錄，二〇一七年澳門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城市——美食之都”，同年《漢文文書》列入世界記憶名錄，文化價值與意義還需人們持續考索。二〇一九年特區政府首次舉辦“藝文薈澳”，將財力雄厚的博企拉入推廣文藝事業的行列，開創政府、企業、藝術家和市民大眾共同參與文化建設的新景象，這應該算是近年藝文浪潮的頂峰。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黃曉峰曾言，“澳門文化應該被理解為一個由差異而交結並趨向整合的動態系統，具有相當大的包容性和開放性。”歷經風浪的沖刷、烈火的洗禮，數百年的錘煉，讓澳門文化的韌勁十足，包納萬端。“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文化內生力量源源不竭。
復位脫臼 重塑信心
文化的生命在於創造，追求創新的文化精神和本真的生命表達乃是社會蛻變的內在動因。因此，一個社會最重要的凝聚是文化的凝聚，而成功的社會擴散歸根到底也必須是文化的擴散。反之，一個文化寥落、文化萎縮的社會注定走向衰敗。一個城市擁有包容的心態，才能開拓眼界，才可擴濶思想，才會繁榮興旺。有容乃大，涓滴細流匯成巨流汪洋，定將激蕩出波瀾壯闊的生命偉力。
在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交織疊加的背景下，澳門受到巨大衝擊，經濟社會發展面臨許多現實困難和問題，難免有人信心缺失、前途茫然。恰如歷史學家所言，“每個時代都會面對新的問題，產生新的疑問，探求新的答案。”澳門作為近代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的重要窗口，以及中西方文化交匯碰撞之地，在中國與世界之間曾扮演重要角色。深入發掘澳門的歷史文化經驗，對現實具有啓示意義，有助於堅定文化自信，增强文明自覺。文化的内涵深闊、容量巨大、外溢性強，亦有助於經濟結構升級轉型。故此，除了經濟多元化，也得必須有文化。二〇一九年，國家明確打造澳門為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便是繼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經濟社會賦能後的又一歷史文化定位。
歷史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現象，而文化的張力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才能彰顯。沒有歷史，文化就缺乏厚度。沒有文化，歷史將失卻深度。數十年來，生長於兹駐留於兹的人們，在濃郁的文化氣氛氤氳之下，對澳門歷史觀念的塑造、社會主流意識的形成、特區共同價值的構建、澳門文化精神的熔鑄，作出了極大的努力和奉獻。疫下困境，徬徨時刻，心靈更為激切呼喚文化精神的潤澤和滋養。
澳門如同曾經的蜑家人，從來不懼疾風驟雨、曝日駭浪、漭蕩無盡的黑夜、浩瀚無垠的滄海，即便經受不住時代巨浪的拍打，早已上岸定居，但依舊掩藏不住滿身的水氣淋漓，血脈中隱然流淌着堅勁不屈。遠東燈塔船塢尚存，海洋城市的遺跡遺風仍在。前半世“向海而生”，利涉大川，橫流滌蕩；後半生“靠陸得存”，深耕厚植，本固枝榮。鹹淡水交界的游魚，肉質異常鮮美；陸海交接處的小城，文化尤為鮮活。
疫情時代，小城不幸脫臼，赤子之心陣痛不已。“文化韌帶”有助澳門復位關節，避免時疾惡化為永久性傷害。長遠而言，文化“和實生物”，亦猶心中燈塔，照映社會重塑未來的信心，照耀人們重獲前行的方向，照煥澳門再度出發的動力。
澳門每當面臨危機時，不乏智慧拿捏分寸，不走極端，持守中道。在路環石排灣馬路有一圓形地，名為“和諧”。從空中鳥瞰，和諧圓形地嵌石為界，一壪綠草、一泓清水，組成太極圖式，景象融暢。豈料去年挖土動石，泥沙俱出、塵灰飛揚，好在近期工程完結，今又重現循環往復、生生不息的榮景。
雲山（文化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