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人交集

——中西史學探源

約公元前五世紀到公元二世紀的七百年間，華夏是東周至東漢，西方是希臘至羅馬，恍如約定，史學並興，始於孔子和希羅多德，終於班固和阿庇安，立下了後世中西史學的原型和基調。

甫一開始，中西史學即有官方書寫和私人撰述之別。孔子修訂的《春秋》，底本出自魯國史官。左丘明、司馬遷、班固分別為魯國和兩漢的史官。西方“歷史之父”希羅多德是希臘旅行家兼作家，修昔底德、色諾芬是雅典的將軍，塔西佗是羅馬帝國執政官，凱撒更是大名鼎鼎的羅馬大帝，但他們均屬私人修史。

中國史書發展出以人物生平的“紀傳體”為主，以典章制度的“志書體”為輔的體裁，西方則多為編年史體裁，反映出前者側重從不同的分支（人物）治史，將歷史視為各個橫截面的匯總，後者則強調歷史整體的連貫性。現代的歷史教科書，一般都按西方史學的線性模式來編寫。

因官修使然，中國史學很早便形成“國史”的傳統，將非本國歷史區隔開來（一如今天的“中國史”和“世界史”），例如春秋列國便各有專屬本國的《春秋》；國史本身，又因記述當朝歷史多有不便，故着重為前朝修史，《史記》便大量記載西漢之前的歷史，完整的西漢歷史《漢書》則由後繼的東漢來書寫。

反之，西方以事件為撰述的中心，加上事件的背景，帶出衆多史實。例如希羅多德的《歷史》，便以希波戰爭為主線，涵蓋希臘、波斯、近東、中東的史事和風土人情。和着重依靠檔案文獻的先秦、兩漢史學相比，希臘羅馬史學更具“直擊”味道，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色諾芬的《遠征記》，凱撒的《高盧戰記》，都有作者親身經歷的現場感。

比照之下，中國早期史籍不乏作者身份、成書年代和內容真偽的爭議。著名的《左傳》，相關質疑就從唐朝開始史不絕書，質疑者包括鄭樵、朱熹、康有為、章太炎、錢穆、郭沫若等名家。西方偏向實證求真，希羅多德在不同版本的史料中採信其中一種，同時列出其他異說以示客觀和公允，這亦成為西方治史態度、方法的一個傳統，厚厚的註釋，史學價值不比正文為低。

中西史學萌發之始，性格、旨趣便基本定型。中國史學強調“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並採用微言大義，亦即含蓄而意有所指的“春秋筆法”寫史，以警惕當世和後世。西方史學則重在追尋歷史的真相和真理，尤對人類的衝突史給予極大關注，藉以保存人類的功業與榮譽。如此，縱有前述之種種區別，雙方仍驚人地交集於，無盡的教訓和無盡的衝突竟成一致的宿命，體現中西史學的背後，各有沉重無奈的悲情。

李炳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