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觀苦難的人

之於我來說，善的起點是宗教性的，它大抵是童年時觀看祖輩敬天愛地的虔誠。結合行動的反思，又或許在少年時教會學校給的人文教育。

十三歲那年，學校給我一份台北市所有天主教學校的育幼院名單，讓我一間一間去打電話，問院舍“孩子們最近在做什麼”、“需不需要朋友”、“需要輔導功課嗎”，我的工作是召集同學入舍幫手。實際上，在聯繫的過程中，十通有八通是拒絕的，大概覺得這樣的“臨時志工”非常騷擾，也有院方表明：“常常收到這樣的電話真是不堪其擾，院舍孩子們不需要臨時的朋友來幫忙！”

“如果有不用接觸孩子們的工作，也請跟我說。拜託！”

“那，來吧！周末我們有義賣會，需要事先清潔捐來的二手物。”

參與者興高采烈的心情可想而知，當然也有“為什麼找不到可以跟孩子們一起玩的工作”的聲音。關於行動，那是個起點：“憑什麼？”“憑什麼我以為自己有東西可以給人？”“它不是平日的捐款或捐物資就能解決的事情，我們‘憑什麼’以為自己‘有什麼’可以給出去？”

在觀賞《花地瑪》過程中，我們有種說不出的喜樂滿盈。電影畫面中歷史學家與路濟亞修女之間，一直有條界線，後面是千萬人。宗教和理性的一線，站在兩邊的人是否永遠無法跨越？這之間，卻有種危險在流動，叫作傲慢。教會學校教我們行動，更多是抑制我們的傲慢，來源於家世、社經地位、個人天賦，還有……信仰的傲慢。

十三歲那年，有個聲音告訴我：人可以當一根骨頭、或是一根拐杖，不是冒失地進到一個地方，在什麼都沒有，在失愛的時刻，去乞討愛與讚歎。（好危險的正能量 · 一）

川井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