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看澳門
——從羅伯特 · 埃利奧特《中國澳門》出發
一八三三年英國倫敦出版了一套二冊的著作《東方景致——印度、廣州和紅海岸邊的歷史記述與插圖》,作者羅伯特 · 埃利奧特上校,是英國皇家海軍一員,此書記述他在非洲東北部與阿拉伯半島之間,以及亞洲的兩大文明古國中國和印度的見聞,讓當時的英國人增進對東方的認識。
一
對未知地方的認知與記錄,文字是一個重要的媒介,而圖畫更能予人直觀的感受。圖像的真實程度,在於與物件的交流碰撞中捕捉那份真實感,又是讀者所追求的。第一冊的序言表明,兩冊書中版畫圖像乃原始速寫,是於一八二二年至一八二四年間實地對景而畫,忠實地再現當地的風光。
該出版商找來當時最出色的水彩畫家為羅伯特 · 埃利奧特上校的速寫版畫着色。而製圖的有普魯特、史丹菲爾特、布爾沙、奧斯汀、卡特莫、克士、克特文、克普利 · 費爾汀、博伊斯等;鑴刻師有芬丹、葛達爾、羅拔 · 華理斯、米勒、洛普提、克咸、佛洛德等。
兩冊著作的六十四幀版畫中,以中國為主題的作品共四張,分別為《位於廣州和黃埔之間的中國塔》、《馬涌溝》、《虎島》、《中國澳門》。作者署於一八三三年一月卅一日的序言裡特別提到中國,又表明是實地寫生,可知羅伯特 · 埃利奧特曾於澳門留下足印。
羅伯特 · 埃利奧特的學習經歷、在美術上的具體師承,以及其生平事跡,至今仍不為人們完全所知。至於他何時抵達澳門,我們可從另外一幀他繪畫澳門的鉛筆畫《北眺澳門南灣景色》上去尋找線索。該畫有占姆士 · 艾姆士敦爵士的兒子題識,曰:“一八二四年十月埃利奧特上校畫,家父設有陽台的居所。”此畫由遮打爵士得自於上述題記者,後捐贈給香港藝術館。因此我們可以相信羅伯特 · 埃利奧特於一八二四年十月在澳門。
從《北眺澳門南灣景色》看來,他的鉛筆速寫能力甚高,用筆細緻,線條利落而且透視甚準。對於描畫城市遠觀,他注重房屋的排列,以及利用陰影來加強立體感,黑白灰這三個鉛筆的色調被控制得十分適當,“規圓如鏡”的濠江之境,於此呈現。
如果說該圖是澳門遠景的話,那麼收入《東方景致》第二冊的《中國澳門》版畫就是南灣近景。從觀者的角度看,左側有一弧形的牆,後面是一座兩層高且帶百葉窗的西式房子,聳立在沿着弧形海岸修建的馬路旁。由下而上,有臺座,水平腳線、檐口線腳,以及帶凹池的欄杆來分割及構成立面。之後,是一座房子的入口,緊隨的也是西式房子,但有百葉窗的同時,其中間部分更有圓柱,也就是由四根通高兩層的圓形大柱簇擁而成一入口涼廊。頂部有三角形山花,組成其立面形式。其外部設計甚有氣派,柱的右側,更有向海岸馬路伸出的帳篷,其在外牆所投下的影子,暗示正値中午時分左右;畫面中部,路邊依然是西式的房子,不過,畫面已被處理成褐紅色,與隔路相對的小炮台的處理方式一樣。很明顯,藝術家希望營造出此部分因太陽被雲彩遮掩,缺乏光的效果,但同時又為畫面右半部遠處的白色外牆、橙紅色屋頂的房子留下展現的空間。畫幅的中部有中式船隻向小炮台駛去。蔚藍的海水泛着粼光,微波拍向岸上;靠岸處有細小的巖石裸露,表明這不是水漲的日子;遠景的山崗在畫面右側,其間有樹叢、小徑,而山頂有小教堂,它的旁邊,還有獨立的十字架。
二
在一八二四年的東方遇見西方,這令羅伯特 · 埃利奧特印象深刻,在他的文字裡說到,葡萄牙人在澳門的據點很著名,因為它是在中國唯一允許歐洲人居住之地,“城市建在沿向半島末端走向的山崗兩側,有獨特的葡萄牙、西班牙色彩的地方;教堂、修道院和炮台,佔據着惹人注意之處,為這美麗的風景添上亮麗之點。海灣的細微之處,可以與拿波里媲美。幾個觀景點,再加上遠處的大嶼山和伶仃洋,足可以畫出一幅巨型且美麗的圖畫。”文字記述的是城市的外觀。至於居民如何?他說:“澳門中的英國與葡萄牙家庭甚少往還,但各自獨特的禮儀和習俗卻完全保留。他們不會刻意理瞅對方……公共行政由以主教、法官和若干社會賢達所組成的議事局將權力賦予。然而,正如《公報》所言,中國滿大人才是真正的澳門總督。”
我們迄今沒能找到羅伯特 · 埃利奧特《中國澳門》的原始速寫,無論如何,它卻記錄了時代變革之下遙遠的東方對作者帶來的興奮與激動。根據他的記述,此畫取景於近海灣的中央,所面對的是虎門(Bocca Tigria)的方向。
速寫是從艾姆士敦爵士——時任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總監所住的房子露台上畫的,畫中較大的房子,就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葡萄牙人總督的房子、由尊貴的滿大人把守的中國稅所也可以看到。
按十九世紀初英國人的記述,澳門的街道狹窄、陡峭和不規則,而且常被大小梯級中斷,梯級表面由凹凸不平的石塊包圍,“城內只有議事局大樓、十三間教堂和修道院的小數漂亮建築物。房子由石料和磚造成,雖然外牆沒多少典雅,但室內寛敞,有利於空間佈置。英國及其他國家的商人居於南灣,其他住在內港。”
成立於一六○○年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在一六八四年(清康熙廿三年)便到廣州開展貿易。早在一七七三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南灣總督府旁購置了四所相連的房子,並搬進其中的一所。這些房子規模從南灣岸邊直向聖老楞佐教堂山坡處蜿蜒而上。圖中有遮陽篷的房子,就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由於“大班”(Supercargoes)各自租住私人住所,艾姆士敦爵士在一八一九至一八二六年間擔任英國東印度公司特選委員會總監,他的住所也在南灣。
根據一份一八二一年予葡萄牙國王約翰六世的報告,居澳門的葡萄牙人的資產,包括房屋、船隻、貨物和現金等,總值約三百萬元。同年,中國官府的禁煙措施更加嚴厲,鴉片貿易已無法在澳門公開進行,失去這項收入後,居澳葡萄牙人面臨經濟危機。難怪一八四○年出版於倫敦的文獻也表明:“總督府位於靠南灣的中間,在落船處的對面。它的前方面向怡人景致,可是無論其外部建築裝飾,又或是內部配置,均不怎麼引人注目。”學者就羅伯特 · 埃利奧特《北眺澳門南灣景色》的研究指出:“至於艾姆士敦爵士的居所,便是圖中有陽臺的那一間。在它右方的第三間宏偉的建築是澳督府,然後是東印度公司大宅,澳督私邸及前臨海濱的聖彼德炮台(Fort St. Peter)。”由此可以知道,在南灣,西方商人或是澳門總督,他們的工作地點與住處相距不遠。
三
從鉛筆畫《北眺澳門南灣景色》來推想,羅伯特 · 埃利奧特《中國澳門》畫面的構圖、當中房子的外輪廓,當來自這位足履澳門的人。由於它是版畫的底稿,本來的記錄性,又或是作者作畫時的某些情緒性的筆觸可能被修正。這樣的修正,可能基於對作品內涵的“昇華”,以更加符合當時的美學觀念。其作為功能性的草圖、手稿,在繪圖師的“過濾”下,建築物立體造型的準確性和結構的嚴謹性或被強調。
饒有趣味的是,澳門藝術博物館藏有一系列與《中國澳門》相近形象的版畫,當中包括二幀與《東方景致》第二冊中的《中國澳門》版畫同樣工作人員組合。可以想見,單一的速寫傳播範圍有限,而將之製作成版畫,可以擴大它的圖像傳播範圍。而在歐洲十九世紀製作版畫的過程中,出現了作速寫(Sketch,又或是底稿)、製圖師(Drawn)、鑴刻師(Engraver)的角色。當然,他們可以是三位一體的,但隨着社會分工的細緻化,角色趨向獨立。正由於獨立,各人的美學觀或許不盡相同,就出現上文所述的“過濾”;速寫旨在汲取眼前最重要的資訊,並釋出個人的感受。製圖者需要克制、透視的計算,以最大的能力複製原始作品,而鑴刻者又於版上以疏密不同的橫、直、弧、斜等類型的線組織圖像,若三者合作良好,畫面原始形象“失真”的機會不多,至少製成品被原作者所認可。可惜的是,就我們目前所知,羅伯特 · 埃利奧特生卒年為一七八四至一八二四年,威廉 · 布爾沙生卒年是一七八九至一八五二年,風景鑴刻師及建築師威廉 · 佛洛德生卒年是一八○七至一八八二年,以雕凹線法、鋼版且手工着色版畫成於一八三二年,《東方景致》發行於一八三三年。換言之,羅伯特 · 埃利奧特“認可”版畫成品的程序並沒有出現,這可以解釋為何上述版畫中部房子在透視上出現問題,而按當時的地理環境,東望洋山在這裡被誇大了,其山體應縮細……
一六六○年至一八四○年左右是歐州富家子弟,尤其是英國社會上等階層的青年才俊的修學旅行時代,他們藉此了解歐洲的社會與文化。這無疑為英國人積累對外國的認識帶來不可估量的作用,或者是形成後來“日不落帝國”的基礎。鋼版在印刷時比銅版磨損程度低,有利於大量印製,這是為何《東方景致》的廣告在原書出版後兩年仍出現於倫敦的報章上的原因之一。
對於美術史而言,修學旅行不僅讓意大利的藝術家,如卡納勒托(Canaletto)等所作的景觀畫(Veduta)具有現代的明信片功能,而且令水粉畫和水彩畫逐漸脫離所依附的素描而成為獨立的畫種。作為修學旅行者的主體,英國人將購買和收藏景觀畫與地貌(Topographical)素描作為旅行的目的之一。此間,從十八世紀末期開始,中國與西方各國,特別是英國的貿易發展迅速,“精明的英國人便在遙遠的中國廣州‘十三行’商館區找到了景觀畫的代工廠,這就是‘外銷畫’(Export paint-
ings)的來源。”
最早的“外銷畫”店於十八世紀最後十年已經出現,但只有於一八二四年小住澳門的羅拔 · 埃利奧特的澳門美術作品。或許是“外銷畫”的發展還沒有產生大的影響,因為後來於澳門居住二十七年的錢納利(George Chinnery)那時仍在印度,還要一年才抵達澳門。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歷史學中有“以圖證史”的方法,也就是以圖像為憑,從而補助或重構歷史的真相。事實上,歷史就是歷史,藝術就是藝術,若以過去的圖像來證實過去的歷史。也許,我們必須考慮,就算有了圖像,當中的想像,又或是藝術成份,應是我們考慮的因素。這不是前賢所言“江山如畫”的意義?
陳繼春
豫遊之道——藝博館館藏展
展期:二○二○年十月十七日至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地點:澳門藝術博物館三樓專題展廳
時間:上午十時至下午七時(逢周一休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