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拳舍》的誕生

由周建君執導的紀錄片《拳舍》早前放映，片中講述張偉經營的拳舍今年受到疫情影響，他的職業拳手蔣立昌面臨着前所未有的空窗期。在澳門這個寸金尺土的環境下，他們要怎樣才能堅持下去？

“是否一個人足夠努力和堅持，就一定能成功呢？這個問題相信很多人思考過，而這個紀錄片，是屬於澳門這個城市、屬於二○二○年全球疫情之下的其中一個版本。”《拳舍》的創作概念，結合了現時社會現況以及對個人的思考。

三個階段三個人物

談及創作，周建君表示一開始紀錄片叫《拳手》，因為先是從澳門職業拳手蔣立昌為紀錄對像開始。在拍的過程中，漸漸認識到拳舍裡的其他人，像教練張偉、女拳手鄧翠瑩。在過程中慢慢發現，他們三個人正處於拳擊路上的不同階段，翠瑩是剛剛開始、立昌是正在往高峰衝刺、張偉是退役後重回拳擊界執教，所以片名由《拳手》變成了《拳舍》，變成了一間澳門拳館的故事。另外，“拳舍”也剛好是主角所在拳館的名稱，導演覺得這樣很適合。他說：“我記得我有問過張偉名稱的由來，他覺得想做好任何事情，一定是有付出才有收穫，也符合主角三人的行動和故事主題。”

周建君最初因工作關係，在朋友的介紹之下接觸到主角蔣立昌，當時拍攝的畫面是很熱血的那一種，但他自己心裡知道，熱血是一個面向，枯燥的訓練生活才是真實的現況，所以便想到用另一種方式去說這個故事。周建君說：“我覺得紀錄片非常適合。另一點是我想借拳擊這個項目，反映澳門大部分產業的一個困境，就是人口和土地少，導致市場太小、學生少、觀眾少，專業化、產業化可能性低，一種幾乎無解的困境。如果在不依靠任何政府的補助，產業有辦法生存下去嗎？有辦法成就一些世界級的人才或項目嗎？我在拳舍裡看見他們的努力，我想借紀錄他們的故事，和觀眾討論這個問題。”

紀錄過程代替訪談

《拳舍》的拍攝由去年六月一直跟拍到本年一月，導演幾乎每個禮拜到拳舍報到一次，每次都會帶攝影機，有時候到了現場也不一定拍，只是陪伴着拳手，看他們練習。有別於常見的專題式的紀錄片，該類型的紀錄片經常會與主角進行訪問，繼而更直接地把訊息告訴觀眾，雖然方式直接，但難以用情感打動到觀眾。而周建君這次希望能透過與主角的相處，融入他們的生活當中，以畫面講述這個故事：“這種做法，是因為我想在紀錄片的製作方式做一些突破，我們看到的很多紀錄片大部分都是找主角做一些訪談，拍一些特定活動，這樣不是不會有好的作品，像《薩爾加多的凝視》也是一部很棒的作品。但我更想把觀眾與主角的距離感拉得更近，讓觀眾看見更加真實的人物，所以我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去紀錄他們，素材大概到最後有四、五十個小時，但還是把它看完了，最後剪出來一小時都不到。”

談起打拳，人們都有着一些既定的想法，例如激烈的賽事等，而對於周建君來說，在拍攝上又是另一番體會：“有一件事情說來奇怪，一般人會以為比賽勝出是一件很興奮的事，這可能是大家被體育新聞、電影渲染的結果，拳擊可能和大家想像的不一樣。許多時候他們打完後處於一個極度疲憊的狀態，如果不是非常特別的比賽，一般他們的反應不會那麼激動。我有幸能拍到一些挺有情緒的畫面，希望到時候觀眾可以到戲院感受一下。”

盡量不使用訪談來呈現故事，周建君必須在剪接上大花工夫，如何好好利用他們的日常對話，建構他們的個性、目標，對於周建君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他分享：“其實在早期去年八、九月的時候，我十分保險地與主角做了一個訪談，而幸運的是我最後一段都沒有用到，能夠透過紀錄他們的生活，用行動來替代訪問，完成了當初訂立的拍攝目標。當然有些情況我會以自己的身份，有如他們的朋友這個身份，問他們一些當下的事情，這是必要的，因為人本來就有好奇心，不去問反而變得更刻意，我覺得沒有必要刻意成為‘牆上的蒼蠅’地去拍紀錄片。”

時間的成本太大了

談及整部紀錄片在整個製作上的難處，周建君認為過程中首先最困難的是財務問題，這次他所選用的方式是與主角一起生活，在拍攝上花上大量的時間，這也是很多紀錄片行外人沒想過的問題，普遍會認為所拍的都是真實的日常，哪裡要花大錢呢？其實創作者本身以及其對題材的發想、創作、思考，繼而拍攝出一部從真實素材中進行創意性、創作性剪接的作品等等，都是十分花錢的地方。他說：“這並不是說會花很多錢，而是本身投入的時間成本很大，所以我也覺得要在澳門出現這種長期追蹤的紀錄片作品是比較困難的，畢竟這裡的生活消費還是挺高，再加上這種紀錄片幾乎是看不到盡頭的，拍好幾年的電影作品也不在少數，若不是文化局的支援，也很難做這種嘗試。”

另一個困難點在於，拍攝期剛好碰到疫情，在去年的前大半年，其實幾乎沒有看到有辦職業比賽的可能性，這對運動員短暫的運動生涯、紀錄片的內容都有很大的衝擊。面對兩難，周建君說：“曾經有想過乾脆變成一個在困境裡苦苦經營的拳舍故事好了，幸好後來內地和澳門疫情管控做得很好，開始能舉辦一些大型活動，所以後來很跟他們到銀川打比賽，也使紀錄片的故事有一個不錯的高潮。”

文、圖：麥 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