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岡興學”與新文化的傳承
一
提到“五四”，人們自然而然聯繫到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這一歷史時空，而很少關注五四新文化資源在一九四九年後、境外的流播情況。究其原因，這固然和特殊的歷史背景有關。在全球冷戰的時局下，以大陸、台灣為代表，雙方對“
五四”有着各自服務於現實、政治需要的敘述方式和詮釋話語。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台灣解嚴、兩岸關係緩和之後，有關“五四知識分子在台灣”的研究持續出現，學者們試圖反思、挖掘這段潛藏在官方話語之下的史實。不過，這些研究主要聚焦“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即便對於“五四新文化”內涵的反思，已經愈發留意“自由主義”之外的文化陣營，如“南高”一脈、所謂“文化保守主義”學人群體，但有關“
五四知識分子在台灣”或“五四”對一九四九年後台灣影響的討論，還是明顯停留、局限在“自由主義”這一層面。
直到二○一○年後，學界對於“赴台五四知識分子”的研究，才愈發留意“自由主義”之外的知識分子，同時也開始關注他們的台灣實踐與大陸時期的關聯。不過，台灣學者更傾向於以“在台灣”為落腳點，通過追溯知識分子的五四淵源，旨在更好地理解、定位人物在台灣歷史（文學史、思想史、文化史等）脈絡中的價值；相應地，大陸學者試圖將人物“在台灣”的文教經驗納入中國現當代史的整體敘述，而未能從他們的台灣經歷發現不同於大陸時期的問題意識、主要矛盾、國內外形勢等，也未能發現“五四知識分子在台灣”這一選題所具備的、反思“五四”研究的特殊價值。
對赴台五四知識分子張其昀及其“華岡興學”略作回顧和反思，旨在圍繞這一階段所面臨的繼承於前、又不同於前（特指大陸時期）的問題意識、思想文化資源等，探討五四研究的新視閾、新思路。
張其昀（1901-1985），字曉峰，浙江寧波鄞縣人。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剛從浙江省第四中學畢業的張氏，以寧波市學生代表身份赴上海出席全國學生聯合會第一次會議。隨後於同年入讀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下文簡稱“南高”），師從與梅光迪、吳宓共同創辦《學衡》的劉伯明、柳詒徵，還有後來加入的竺可楨。由於張其昀屬於劉伯明、梅光迪的學生一輩，更容易被五四研究所忽略。因而張氏主要以“文化保守主義”知識分子，或史地學家、教育家，這樣的身份為學界認知，長期被排除在五四研究的範圍和論述之外。
二
“我是高等師範畢業的，畢生志願在於辦教育。華岡興學，為要實踐我的教育理想，故不顧困難，創辦這所新的學府。”一九七一年，張其昀在《七十自述》中回顧走過的光景，指出履歷中自認為最重要的三件事，第一件就是創辦華岡學府（後稱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
華岡興學是張其昀一展畢生教育抱負的集中體現，而張氏教育理想的起點，還應追溯回南高求學的四年。華岡首期建築的重心是大成館，在館內禮堂“興中堂”，懸掛着一副對聯：“承東西之道統，集中外之精華”，這是華岡興學的理想，也是五四時期、南高學脈的思想精髓和文化遺產。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簡稱“南高”），創立於一九一五年，於一九二三年併入東南大學（簡稱“東大”），“東大”則於一九二八年更名中央大學（簡稱“中大”）。張其昀於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年就讀南高，拿的是南高的文憑。據張氏後來回顧，這兩次更名皆未造成截然之界限：“東大之初期，猶多南高之舊同學”，“東大之改為中大也亦然，其校舍同，其設備同，教職員與學生既新陳代謝，其傳統精神亦有了深厚的根基”。換言之，南高、東大、中大的先後遞嬗，不僅未有磨滅、丟失南高傳統，反而在薪火相傳的同時、推陳出新。
關於南高學風“保守”一說，張其昀認為，這首先歸因於世人對南高重科學、謹嚴學風的誤解。
“南高”學風除了重科學的傳統特色外，“科學與人文並重”、“調和文理”、“溝通文質”的理念同樣重要。這點在張其昀的一些文章中被反覆強調。
在南高學人看來，科學與人文不可分割，甚至密切相關。科研成果離不開文字工具作為載體，不論文言還是白話，只要能清晰、到位、簡明地將學術成果表達和展示，便能達到目的，實現語言的價值和功能。如此一來，他們不會盲目擁護白話、捨棄文言，而能看到各自長短，進而取長補短、為己所用。所以，作為“中國科學大本營”的南高，反而不分專業、科系，有着共同的傾向——注重國文，而且是“科學的國文”。南高學人對作為工具的語言也是有要求的——能夠滿足現代科學研究的需要。換言之，南高學人有自己的一套關於文字、語言變革、更新的方案和主張。張其昀受此影響，在三十年代由“中國科學化運動協會”主辦的《科學的中國》創刊號中，提出“科學之國語化”和“民族之科學化”主張。
張其昀的這篇文章以〈“科學”與“科學化”〉為題，探討科學、國語和民族的關係。文章開門見山地擺出問題：自中西文化接觸後，“許多中國學者深信中國文字的不夠用，遂不以中文論學”。如此一來，真正阻礙中國語言文字和科學研究進步的，不是國語本身，而是這種對中文的刻板印象。只有創造出“國語的科學”和“科學的國語”，才可能在民間傳播、普及科學知識，喚醒國人對科學的興趣和領悟，營造注重科學的社會環境和氛圍，推動中國科學的進步和發展。由此可見，“科學之國語化”是“民族之科學化”的前提條件。若要推動中國的科學發展，促進“中國的科學化”，就必須不斷嘗試用國語論學，不論文言還是白話，雅言還是俗語，皆可作為工具和素材，不分你我，互補長短，共同服務於民族國家的科研進步和發展。
自求學南高起，張其昀專注於人生地理學研究，注重地理科學與社會人文之關係，同時受《學衡》“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理念的影響，形成“溝通文理，融貫中西”的學術、文化觀念和主張。這大概能夠解釋張氏在四十年代與浙大同人創辦《思想與時代》雜誌的定位：以“科學時代的人文主義”為辦刊旨趣，以推動科學的人文化為努力方向，以“融貫新舊，溝通文質”為現代國民教育的先導和基礎。此外，他在一九六○年〈中華五千年史自序（一）〉明確指出：“當時浙大文學院同人創辦‘思想與時代’雜誌，以溝通中西文化為職志，與二十年前的‘學衡’雜誌宗旨相同。”以上論述共同指向這樣一個結果：“承東西之道統，集中外之精華”，“調和文理，溝通中外”，“融貫新舊，溝通文質”，“科學與人文合流”等文化理念和主張，從“南高”、“東大”、“中大”到“浙大”，從《學衡》、《史地學報》到《國風》、《思想與時代》，由這一學人群、同人圈一脈相承、代代相傳，塑造了張其昀貫穿一生的文教志向和學術路徑。這份產自“五四”前後、應時更新的精神文化遺產，跟隨張其昀在一九四九年來到台灣，在張氏此後的文教實踐、尤其華岡興學中，傳承下來，並發展開去。
據《中國文化大學校史》記載，張氏創辦華岡學府以實現其教育理想，具備、體現這樣的辦學特色：東方與西方的綜合，人文與科學的綜合，藝術與思想的綜合，理論與實用的綜合。這幾項特色，皆隱約可見南高學風的痕跡，同時結合了在台灣的特殊歷史語境。
私立華岡學府，起步於一九六二年創辦的中國文化研究所，一年後易名中國文化學院。一九六一年八月舉行的陽明山二次會談則是興學成功的契機。據悉，該次會談以文教建設為主題，出席者多為學術教育界人士，其中包括：從美國回來的吳經熊、程其保、顧毓琇、薛光前等，共同向上層表達籌設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的期望。華岡興學的全過程，廣受海內外有志傳承中華文化的知識分子的關注和支持。
總而言之，張其昀在南高求學的四年，浸潤在五四新文化思潮之下；以劉伯明、柳詒徵、竺可楨等師門關係為基礎的“學衡”、“南高史地”學人群，對身處其中的張其昀影響深遠。張氏將南高精神貫徹始終，同時銘記這一學人群體未竟的文教志業，將這份文化資源、連同抱負，一併帶到台灣。一九六一年的陽明山會談，促使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聚首，最終促成華岡學府的興辦。
三
在張其昀這裡，新人文主義、新儒學運動、中華學術等等概念、提法是相通的，或者說，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因應不同的語境，選取不同的提法，但始終有一以貫之的內在邏輯：“承東西之道統，集中外之精華。”
張其昀提出與建構的“華學”概念和範疇，旨在說明：以儒學為核心、源遠流長、包羅萬象的傳統文化，晚清五四以來的新文化——包括但不限於“自由主義”、“新人文主義”等，都是中華民族繼繼繩繩、傳承發展而來的民族精神財富，都應囊括在“中華學術”——“華學”的範疇和名下。不論產生於哪一時段、分屬哪一門類或學派，博古通今、融貫中西的中華學術，是一脈相承、延綿不絕的。從這層意義上看，“華岡興學”以刷新近現代史觀的方式和程度，回應晚清五四以來的思想文化轉型議題，為當下重估一個世紀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遏制文化“台獨”，拓展了研究的視野和思路，值得更為深入的考察和探討。
嚴詩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