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否認中國古代有哲學

中國的“哲”之學與西方的哲學均為愛智之學。哲者，智也。不能否認中國古代有哲學。

科學與哲學有互補關係。哲學可啟迪、推動科學研究，科學可驗證、糾正哲學思想。如貝克萊啟發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而愛因斯坦又糾正了柏格森的時間哲學。又如萊布尼茨早在一六七九年就提出了他的二進位數字學體系，後受傳教士白晉影響，開始關注《易經》。

詩與哲，都是對世界的洞見與照亮。會通中西，獨究天人，而成一家之言，方可成為哲學家，而非哲學家學家。

法國哲學家福柯的權力理論風行學界。其實，法家對操弄權力的思考相當全面、深入，只不過未採用近代西方的科學主義思式及系統化建構，而接近古希臘羅馬普羅泰戈拉、奧勒留等的思辨方式。現代西方如尼采、本雅明等也喜歡隨感隨悟的思式。就近現代中國而言，王國維一本《人間詞話》擺在那，迄今無一位現代中文人在詩學成就上超過他。魯迅、錢鍾書的文論重興會妙悟，批評路數暗合，觀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即因議論入神、片言居要而生輝，與《管錐編》、《談藝錄》相近，兩人同為學者作家，又同為幽默大師、語言大師，貌遠而有神似處。《中國小說史略》、《談藝錄》均可稱為經典。以字數、統系論英雄，乃科學主義謬誤，或稱計量主義謬誤。

錢鍾書與西方哲學之淵源，值得深究。法文部分也須觸及，尤其是柏格森。

由於七十二冊《錢鍾書手稿集》的龐大存在，這類研究挑戰極大。不過，《錢鍾書手稿集》作為讀書筆記，主要是知識準備，其功用已在其英文文集及中文學術及文學作品中得到呈現，《管錐編》、《談藝錄》多處擴展深化了手稿自不用說，即以《圍城》而言，飽蠹樓筆記也功不可沒。因此，抓取要點以論錢鍾書之西哲淵源庶幾可行。

龔 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