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

藝術學校的老師在校外就是一個藝術家，當時對於我來說好像很合理。也是後來，我才搞得清楚，小小一家藝術學校之內，就有各種取向的人，他們雖然被圈成同類，但各自的理念甚至執念，相距甚遠。

無論如何，在二○○二年的時候，我曾以為澳門的藝術從來都是似當時的婆仔屋藝術空間那種氛圍，既不知道它出現以前的實際文化環境，更不會知道後來，我或多或少共同參與或旁觀的各種緣或業。後來細想，那種質樸卻帶點“還將有更好的一些甚麼可以發生”的興奮的藝文情緒，就是當刻幸福的全部。婆仔屋為甚麼精彩，是因為當時藝術家、設計師、音樂人、畫家、戲劇人、學生、遊客、澳門人、香港人、北京人、台灣人、新加坡人、葡萄牙人……都在婆仔屋的露天茶座時，各自的領域和界線並沒有分得那麼清楚，而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很喜歡那個共構出來的氣氛，是因緣際會產生的結果。所以婆仔屋藝術空間第一次以“維修”名義關閉的時候，那個晚上應當流淚。一種無形但珍貴的東西終結，就很難再次被複製。

於此，攝影老師並不單是攝影老師，他肩上背的甚至不是藝術家身份，而是某種培養文化空間的帶領人之一，雖然他見步行步，還是經常反思好久，仍然繼續組織好耐才表達，表達了少少，傻笑了好多。比他運作得快又比他多“計仔”、語速高幾倍的那班文化人，還是圍在他身邊，有甚麼風吹草動、認識了甚麼新的藝術家，還是第一時間搵阿奮。

畢業後我就不明白，阿奮的手提電話總是接不完。他電話一接起來，有時講普通話，有時講法文。藝術家好像特別多事，非找到他不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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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員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