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與劇情

今年澳門藝術節，土生土語話劇《同船一心》與石頭公社《消失的身影》都不同程度地提及疫情對澳門人（包括外地勞工）生活的影響，可見從二○二○年初在澳爆發的新冠疫情，已漸漸融入澳門的劇場創作中。

鄒景峰《極樂》雖未公演，但從“劇本最後結束在疫情來襲”的評語看來，這個劇作也投入了劇作者對因疫情而來的“新常態”下，人們對未來不可知的開放想像。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寫作，在新冠疫情反覆不斷的情況下，澳門劇場發展因場地封閉、群聚不得而陷於困境，演出多番延期、取消，原本就是收入不穩定的劇場工作，現在變得更不穩定。然而在這種多難的境況下，似乎又是舉目皆為劇場創作素材的日子。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戲劇，劇場史學家J · 利茲 · 巴羅三世指出莎士比亞一生都活在瘟疫中，甚至他的兒子也因染疫而死。這位劇作家、演員、劇院老闆，若非有貴族的資助，生活也應成為問題。據戲劇史學者考證，十七世紀初倫敦多次爆發疫情，在未發現是鼠疫前，政府先殘殺大量貓狗，又推行社交距離政策，公共劇院被勒令關閉，最慘烈的情況是一六○六年至一六一○年，這四年間倫敦劇院總共只開門九個月。莎士比亞在此時幸得貴族資助埋首創作，寫下《李爾王》、《馬克白》等著名劇作，有趣的是即使他一直在瘟疫下創作，卻沒有劇作直接描寫瘟疫，也沒有人物因瘟疫而死，但細心回想他很多劇作中的時代背景，一旦提到亂世，大概也可以想像成瘟疫反覆下，一些底層人物所受的壓制與苦難，昏庸無能的皇帝，以及因隔離政策間接釀成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殉情結局。

疫情沒有成為劇情，卻滲進故事的細節、人物台詞中對他人的詛咒，瘟疫彷彿就是劇中人生活的一部分，不說自明。

（為時代寫作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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