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殺熟？

當老牛連續十四天都抽到最低額的外賣折扣券，而周圍鮮少叫外賣的朋友們卻陸續抽到高額優惠券後，老牛終於決定卸載手機裡各大外賣程式，重新加入堂食大軍。

其實老牛以前不怎麼叫外賣，一來不健康，每一口都彷彿吞下無數塑化劑；二來不環保，一次性的餐盒和餐具對地球太不友好；三來外賣通常只能獨自享受，少了與人面對面互動交流的機會。但是疫情以來的社交隔離措施，配上外賣平台不時推出的折扣優惠，在一個個“無門檻立減”、“免費配送”、“大額紅包”編織的天羅地網中，老牛還是淪陷了，成為外賣平台裡其中一位忠誠的消費者。哪怕餐盒費不再是一元一個、外賣配送費不再免卻、配送速度越來越慢、紅包宣稱的大額優惠被平台設置的各項名目而扣剩兩三元，甚至連標示的食物價格比堂食價格更貴，這些都無損他對外賣的極度依賴和對平台的高度信賴。

古代思想家聖奧古斯丁曾說，習慣若不加以抑制，便會成為生活的必需品。對貪圖方便的消費者來說，消費習慣和品牌習慣一旦建立就不容易戒除。但在一次偶然之下，老牛倏忽發現，自己接連得到的紅包數額，竟遠遠不及那群三心兩意的外賣用戶，他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在不知不覺間落入一套算法陷阱，成為大數據殺熟的一隻予宰予割的羔羊。

大數據殺熟是平台經營者搜集用戶個人資料和消費數據後，通過特定算法繪畫出消費偏好和價格承受能力，繼而向不同用戶設定不同價格，旨在收割消費者剩餘、獲得利潤最大化，簡而言之即是“唔熟唔食”。從消費者角度看“大數據殺熟”有違道德，認為這種差異就是活生生的歧視。然而，價格歧視在經濟學裡卻不過是一個中性詞，差異化定價也是常見的商業營銷手段，加上行為的模糊性和隱蔽性，要取證且獲得法院認定“殺熟”並不容易，澳門對此也沒有專門的監管制度。

老牛的遭遇並非孤例，現在這班堂食飯腳裡有幾位也曾經是外賣平台擁躉，只是隨着配送費不斷上升、配送時間越來越長，以及若隱若現的“大數據殺熟”疑雲，這群曾經的忠實粉絲不願再成為待割韭菜，而放棄使用外賣平台。

做“水魚”的感覺固然很糟，但在互聯網大時代，誰又能躲開鋪天蓋地的數據大網。大數據應用全方位滲透生活，數據局的組建更是揭示了數據具有堪比石油的戰略地位——當年特朗普便透過數據戰擊敗希拉莉、英國脫歐則透過數據分析影響選民意願。

未來，數字經濟勢必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數據分析、算法技術、算力水平就是核心競爭力，在此戰略價值和現實意義之下，大數據殺熟只會被視為一點小瑕疵。雖然隨着商家逐利的本質，殺熟的花樣可能會不斷推陳出新，收割的手段可能會層出不窮，但是，只要市場形成有效競爭，公眾和倘有的監管部門對此保持關注，在這六十多萬人口的澳門小城，大數據殺熟註定走不了多遠。

蘇九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