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首先是人類之學

著名歷史學家劉節先生（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七七年，字子植），生前是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他畢業於清華國學研究院，是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等大師的學生。《中國古代宗族移殖史論》是劉先生於抗日戰爭時期在重慶作成的一部書。

劉先生治史學自有其體系。他提出中國上古史可以按年曆表、地理、氏族、語言文字、民俗、社會組織、政制、學術思想、工藝、文學等十個部分考證編寫，《中國古代宗族移殖史論》可歸於氏族之篇。

劉先生認為，歷史既然是人類的，第一個便是人的問題。“現在大家都知道古代史最先要弄明白的應該是種族問題，這個問題清代的學者卻不大注意。……上古史應該先解決人的問題，然後再看人與事的錯綜複雜關係。”

劉先生說，稽考古史，有三條必經的途徑：人種學、語言學、民俗學。從人種學來說，“是說民族的體質，從許多古代人的骨骼上，考察出這民族的特質與淵源”。而語言學，“從古器物上找到可信的資料，又從這古代的文字裏，推證古代語言演變的過程。再彙集各方面的資料，考證古代的史實”。至於民俗學，“這是從古器物、古文字、古代傳說幾方面歸納所得的材料。然後，又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方法加以解釋，而得大部分古代民族的史實。就在這條路上，探求出古代民族的集體想像。嚴格地說起來，第三條路線可以把上兩條路線所得的結果，綜合起來作一系統的說明，這是稽考古史的純正方法”。

作為中國較早期學習西方科學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學者，劉先生自覺地把這些理論和方法運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宗族的涵義、世與代、圖騰層創觀、氏姓派衍、宗族分支、移殖概況等章節的排列，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國人類學家路易士 · 亨利 · 摩爾根研究範式對他的影響。

一九四三年，大著寫成，劉先生修書告知好友繆鉞（字彥威）：“弟近來作成《中國古代宗族移殖史論》一書約十二萬言，於古代史事頗多謬解，對於《詩經》時代亦有所見。惟與大作所言略有不同耳，容當作長函奉商。”（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

一九四四年五月，這部書獲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二等獎。座師陳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獲一等獎。

夏承燾（字瞿禪）為好友高興：“早貞晦翁來，談王儒志遺事，聞子植近為《古代中國民族遷移考》一文，得獎第二名，一萬五千元。陳寅恪第一名，二萬元。”（一九四四年八月三日日記）貞晦，劉節先生父親劉景晨先生號。劉景晨先生將此書贈家鄉圖書館，並於封面題字：“籀園圖書館存覽，戊子嘉平劉景晨贈。”此書現藏於溫州市圖書館。

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國古代宗族移殖史論》由正中書局出版。今商務印書館再版，為“劉節作品系列”之一種。

劉先生在書後跋曰：“這本書並非宗族移殖史的全面，而是一部討論古代宗族史的問題的書。全篇都是考證。但是從這裏面，可以發現許多歷史法則。……看這部書的人，可以反覆尋求，自能得到許多新意義。”

洪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