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黑白照

近月家居裝修，收拾雜物時，找到母親多年前給我的一個小針線盒。翻開盒子的夾層，有幾張黑白照片。細看其中一張，往事便湧上心頭。

可能年代久遠，背景已有點模糊，但人像仍十分清晰：年輕媽媽手裡抱着個嬰兒，一頭燙髮襯着亮麗的五官，她對着鏡頭微笑。我曾問過母親，她說是父親給她拍的一張照片，地點是東莞虎門醫院前面的空地，手抱着的是幾個月大的我。

沒想一張細小的照片，就像時光穿梭機，瞬間把時空拉回到幾十年前。讓早已成年的我，可以看見這麼小的自己，吃驚之餘還帶出更多思緒。

我不是東莞人，卻在東莞虎門出生。早在我出生前，祖上就在虎門經營茶樓，由於那時戰亂不絕，生意相當慘澹，還開開停停。四十年代後期父親接手經營，生意才漸有發展，到五十年代初，茶樓已發展成當地較有規模的酒樓。母親自然也成了父親生意的得力助手。

可惜好景不長，僅過數年後酒樓就結業，父親變賣剩餘的雜物後，帶着一家老小到廣州另找生活。從此我們家也掉落社會底層。父母親從企業擁有者，逐漸變成出賣氣力，任何艱難困苦也難不倒的人。

一家老小落腳廣州，得先找個擋風避雨的居所。在熟人的幫助下，我們住進文化公園附近的一間破舊的磚瓦房：那是個砂紙工場，到處掛滿密麻麻晾曬的砂紙，空氣終日瀰漫着牛膠的異味。用陰暗、擁擠、骯髒來形容也一點不為過。接着是找工作。不久前還是酒樓老闆的父親，嘗試到不同酒樓找一份哪怕是清潔工的工作，但天天都空手而回。幸好有家小茶樓答應讓我們清走潲水，條件是打烊後為他們清潔廚房。於是，爸媽每天深夜都領着我們三個最大不到十二歲的兄妹去收集潲水，清潔廚房，有時還能帶些飯籮裡已有異味的剩飯或菜幫回家。回到家裡，照例是燒開一鍋水，把剩飯倒進鍋裡，攪動，撈出，放到當風的地方晾着，第二天再煮一次，便是我們飯餐的主食；父親還不時有肉吃：他把漂浮在潲水裡的不知什麼肉撈出來，蘇打粉醃過，再用水洗了又洗，煮熟吃。但他從不與我們分享，說小孩抵抗力弱，吃了會生病。

與此同時，我們還做過許多別人不會做的事情，哪怕只有一毛幾分錢的收入。比如在屋外隱蔽處養豬，做走鬼小販，為附近工廠清洗粘滿油污的工衣……。那時的下層市民買不起一兩毛錢一包的香煙，只能抽兩分錢一両的散裝二手煙絲。於是每天放學後，我和幾個弟妹都到街上撿煙頭。湊夠半斤便回家，把沾濕過唾液的煙紙剝開，再鬆開煙絲晾曬，由我拿到一德路石室附近賣給二手煙販。那時廣州有首歌謠是這樣唱的：“西裝友，執煙頭，執到西濠口，畀人踢籮柚……”有人故意對着我們唱這首歌，竟然全中了！但我們無視這些得意表演。反而帶點自豪，因為在撿煙頭的日子，我每次都有幾分錢交到母親手裡。

幾年後那破舊房子清拆，我們一家搬到珠江南岸鰲洲外街的一座磚瓦房裡。我們住三樓，不到十二平方米住十人。更糟糕的是沒有自來水，也沒有污水渠。做飯用水得一桶桶從樓下提到三樓，污水更得點滴收集，再一桶桶提到樓下傾倒。廁所免談，人有三急必須快步走到幾十米外的公廁解決；洗澡房當然也沒有，但解決卻非常容易——住處離珠江邊僅幾十米。一到傍晚，總是母親帶頭，她雙手捧着一個堆滿換洗衣服的大木盆，弟妹們一個接一個跟着，浩浩蕩蕩走到江邊洗澡，是當時鰲洲外街的一道風景。

七十年代初父親去世，一家重擔便落在母親身上。我們年長的三兄妹先後從中專、大學畢業，各有一份三十幾至四十幾元的薪資，但母親仍不離日夜地繼續她的車縫工作。

可能車縫的年月長了，手藝已得到街坊的認可，那時她的工作已比較多，她每天十四五個小時都坐在衣車旁。那時我們睡的床是個大通鋪，全家過半人都睡在那裏。睡的位置從來不固定，都是“先入為主”，早睡的能佔個較佳位置，晚來的哪裡能擠就睡哪裡，或乾脆攤張蓆子睡在地上。唯獨母親的位置是不變的——她總是睡大通鋪的最外圍。其實，我們很少看見母親舒服地躺着睡覺。當大家先後躺下來，母親還坐在床邊車縫，她踩動衣車所發出的喳喳喳響聲，成了我們最管用的催眠曲。

到後來我們才知道，白天母親踩動衣車都是為街坊車縫衣服或改衣服，而夜深人靜時她縫的大多是千篇一律的東西——為殯儀館的死人做入殮服。

日子就這樣熬過來了，我們八個兄弟姊妹已先後成家。現在老母親已有眾多孫子及曾孫。其中幾個孫子、曾孫早已畢業或正在就讀中外有名的大學。可惜的是，當為老母親慶祝一百歲壽辰，遠在海外的孫子、曾孫回到廣州看望她時，熬過漫長歲月，歷盡無比艱辛的老母親已坐在輪椅上，她已無法辨認他們，更叫不出名字了。

一張照片的價值，可以是無限的。

曾國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