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特文化面貌 嶄新武術載體

鑑於胡鵬執導的《五虎斷魂槍》（一九五一年）成績驕人，鷹鵬影業公司籌拍《鐵橋三義救穿雲燕》（一九五四年），繼續南拳北腿大鬥特鬥，國粵語言混合演出，並由武術顧問梁永亨飾演“廣東十虎”之一的鐵橋三，與被逼南下的北方著名俠盜結下一段捨生取義的江湖情。影片除了介紹南北各派功夫，鐵橋三的橋手絕技為此前武術片中少見。這些作品能夠吸引觀眾，不僅因為武林人士跨界參與，其時拜師學藝是民眾謀生和成長的門徑，南來武者在香港設館授徒，構成了眾多民間武術教育平台，甚至讓習武風尚與武俠電影相輔相成，互為因果。其實一九四○年代末至一九五○年代初，南下香港的大量移民中，不但有各門各派的宗師，還有來自上海、廣州及其他省份的各類文化工作者，如學者、作家、編輯、影人、繪畫及音樂工作者等。他們從事教育和文化工作，形成了戰後香港文化的獨特面貌，發展了香港文化的不同方向——繼承傳統文化的同時，不斷吸收及轉化西洋文化；體驗遷徙與離散書寫的同時，眼光逐漸轉向香港。

其中內地影人湧入香港，為已呈蓬勃之勢的香港電影業注入新鮮血液。可是“異鄉人”謀生不易，他們不是轉向拍攝娛樂片，便是堅持製作較具思想性的文藝片。一九五二年，香港電影輸入內地受到嚴格管制，而新聯影業公司和中聯電影企業有限公司則於同年先後成立，粵語片從此進入第二個黃金時代。新聯創業作《敗家仔》（一九五二年）開啟了香港寫實倫理片潮流，它承先啟後，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那時影壇充斥着粗製濫造的粵劇片，一批有理想和抱負的電影工作者如吳楚帆、吳回、李晨風、李鐵、珠璣、秦劍、白燕、張瑛、張活游、小燕飛、紫羅蓮、黃曼梨等組成了中聯，承傳五四傳統，拍攝反封建迷信、提倡新興思想的言志之作，並因應香港社會的特色加以轉化。創業作《家》（一九五三年）及其後的《春》（一九五三年）和《秋》（一九五四年），這些改編自巴金“激流三部曲”的作品，跟同期《苦海明燈》（一九五三年）、《千萬人家》（一九五三年）、《危樓春曉》（一九五三年）、《父與子》（一九五四年）等，奠定了中聯為香港電影史上最重要的電影公司之一的地位。直至黃飛鴻電影回歸，主人公一改草莽好鬥形象而升格為道貌岸然的儒俠，彷彿跟“中聯精神”並駕齊驅；然而黃飛鴻重現銀幕，頗受其他社會和文化因素刺激。

當時電影與文本之間的中途媒介除了戲曲，最典型的便是播音媒介。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有線廣播電台麗的呼聲啟播，香港廣播事業出現新局面。初時李我、鄧寄塵、方榮等來自廣州的播音明星①各領風騷，致使一九五〇年港產的天空小說片多達十六部，之後吳回和李晨風聯手的《雪影寒梅》（一九五一年）為李我首次跨界擔綱演出。一九五二年，鍾偉明離開電影界加盟麗的呼聲②，建立了國術小說的新劇種，首作改編自朱愚齋的《陸阿采別傳》，交代了黃飛鴻的武術源流。鍾偉明本來不諳武功，他特意從朱愚齋那裡學會技擊細節，其生動傳神的聲演使得洪熙官等武林傳奇更為大眾熟悉。正因國術小說大受歡迎，為胡鵬重啟黃飛鴻電影造就有利的環境。同期粵語片中不少哀怨纏綿或世態炎涼的故事都源於電台廣播，例如秦劍轟動影壇的《慈母淚》（一九五三年），改編自艾雯在麗的呼聲演繹的戲劇化小說，其另一傑作《杜鵑魂》（一九五四年）則改編自艾雯原作的天空小說。由此可見，戰後風靡香港聽眾的電台廣播，不但成為文本與電影的主要中途媒介，同時為武術文化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載體。

（粵藝武俠片的前世今生 · 十九）

令狐昭

註釋：

①後世把他們稱為天空小說家。

②麗的呼聲逐漸起用鍾偉明等新人，並把原來由一人講述的形式，變成有不同播音人演繹不同角色的戲劇化小說，而且把更多的當代社會問題與面貌寫進原來的文藝與愛情倫理主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