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國際教育

所謂的“國際化”，對於教育活動，應當是甚麼意涵？

從現象面觀察，我們往往不難發現，當今各種號稱“國際化”、跟上“國際趨勢”的教育活動，經常受到各界高度認同。

以台灣為例，從幼稚園教育階段，各類幼稚園若是主打“雙語教學”、“引進國外教學方法”、“國際化環境”等，通常相對一般幼稚園更受到青睞喜愛。不少幼稚園或課外活動業者甚至以此墊高收費標準，但家長和學生依然趨之若鶩。

而到了學生年紀稍長，教育活動若包含了“國際認證教材”、“國際測驗評量”、“國際學科競賽”或“海外遊學”，都經常被視為“更高一等”的教育活動。彷彿有了“國際”、“外國”的要素甚或符號，就是更好的教育。這現象在港澳及內地，也經常可見。

作為世界上的一分子，我們的教育活動積極擁抱與認同“國際”，或許並非壞事；而當今國際交流日趨頻繁，教育活動及早重視“國際”元素，亦合乎時代需求。然而，這之中所謂的“國際”究竟指稱的是甚麼？對教育產生了甚麼樣的影響？卻似乎有待反思。

反思殖民遺緒下的國際教育

當我們的教育倡議要“擁抱國際”，並一再以“國際”為尊時，其實正如同對“全球化”的頌揚一般，往往其具體事實為何，需要被仔細分析。

當代思潮中，有所謂的“後殖民主義”（post colonialism）研究，反思亞洲、非洲、中南美洲國家在二次大戰後儘管都已經獨立為民族國家，但仍深深受到數百年來殖民主義的影響：儘管形式上獨立了，思想與文化上仍不自覺地受到既有殖民母國的影響甚至控制；教育的內涵更扮演了其中的關鍵機制，往往依舊以過往殖民宗主國的價值為依歸。

例如，我們談到“國際化”，通常隱含的想像是“歐美化”、“西方化”、或“日本化”，但幾乎不會是“中南美洲化”、“非洲化”，或是鄰近的“東南亞化”。這種狀況我們可能不覺奇怪，但以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為尊，漠視其他後進第三世界國家，並冠稱前者才屬於“國際”的潛在共識，通常正是被殖民後進國家普遍的文化心理。例如，曾受殖民的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面對英國，即明顯有着類似的情節，其教育所面向的“國際”，往往想像的仍然是大英國協的藍圖，而非真實的全球世界。

當這種價值不被批判地潛入教育體系之中，不論是透過正式的課程教學（例如：外語教學不但獨尊英語，而且將美式英語或英式英語奉為正統圭臬）或所謂的“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例如那些從幼稚園起就被認為屬於生活一部分的“聖誕節”、“萬聖節”的活動，這種後殖民心態將一代傳一代，視為“正常”或奉為“國際”而毫無知覺。

在政治經濟的層次上，這樣偏狹的國際想像的危機在於，它將不自覺地認為西方歐美的政治與經濟即代表進步，卻未觀察到其中所賴以維繫的不正義基礎，包括數百年來的殖民主義榨取、帝國主義侵略、不均衡世界發展、不平等貿易規則等，而否決或忽視其餘世界的發展及其所受的壓迫，自然也無法思索與其相抗衡的另類發展出路。

追求解放的教育，當然需要避免走上這樣的路徑，而應當追求“另一種國際教育”——包含真正“世界整體”的國際教育。

在現實中探詢另一種國際教育

在一個後殖民的社會中，要推展包含真正“世界整體”的國際教育，它一方面需要批判與質疑“原有的偏狹”，另一方面則是重新正視過去“被忽略的世界”面貌。這“一破一立”往往也是一個二合一的歷程，能讓整體的國際重回眼前。

舉例而言，通俗的多元文化主義教育常常宣稱：“文化是多元的、異質的”、“文化之間沒有高低之分”、“要學習欣賞與尊重各種文化的差異”……這種宣稱當然並無不好，也已是我們國民教育中的一部分。然而，它的主要問題在於可能流於某種“政治正確”，而欠缺面對現實中的衝突。

我以為相對於此，我們的教育更需要現實地揭露“原有的偏狹”的存在，承認我們社會的偏狹和自我中心，正視我們過往教育想像中的“國際”僅世界的一部分，才有機會真正讓“他者”進入到視野之中。

所謂“另一種國際教育”值得大方批判地面對“被殖民的世界史”，觀看“不平衡的國際教育現實”，在這樣看穿其中不正義的認知下，談論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才不會流於只是“另一種異國情調”的展演。例如，傳遞“世界上不只有先進的歐美，而也有其他落後國家”、“他們的文化不一樣，但也很好”……如此而已？

另一種國際教育，如何可能？

走筆至此，你我或許會有些許猶疑：教育中真有可能容許這樣的“另類”空間嗎？

固然不易，但縫隙並非就不存在。一方面，當代學校學生的家庭雙親之一來自“外國”的人數，比例上日趨增加，而且許多即來自相對後進的地區，如東南亞的外籍配偶。過去這些群體的子女被認為該被照顧和關懷，以“融入”社會；但與其只是帶有漢族中心地將其“吸納”入內，其實教育工作者更值得運用他們來作為“另一種國際教育”的課程教學活動。例如，老師們大可邀請他們及其家長作為演講者，到學校向新一代介紹這“另一個國度”？

另一方面，教師的視野也正在增長。不但學校教師的來源多元化，教師作為批判知識分子（而非只是“為人師表”）的角色也正在轉移興起。更多的老師能夠意識到當代不平衡的國際秩序，不再只限於崇尚霸權價值。隨着跨國交流旅遊的增加，傳統我族中心的意識也正在淡化。儘管只是多接觸一個後進國家的文化或語言，教師就可能帶回不一樣的視野回到教育體系中，孕育推展另一種國際教育的可能。

例如菲律賓長期關注普羅大眾觀點的社會科普研究團體IBON基金會，其“透過研究與教育來幫助菲律賓人民”的理念與實踐，即相當值得各界教育體系交流學習。

綜合而言，探詢“另一種國際教育”或許是一段長期的批判教育運動。但作為全球反思另類秩序的一部分，這樣的工作並不孤單；假以時日，它終將翻轉主流的國際想像，讓全面的世界展露在普羅大眾的知識視野之中。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 林柏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