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的愛與恨

我本來想以“電話恩仇記”作本欄的題目。不過“恩仇”兩字可能太重。電話雖然為我帶來過很多欣喜快樂，也惹過我很大的討厭，但總不能說對我有恩或有仇。“愛與恨”，不只是我，也是今日很多人對電話感情的適切描寫。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隻身飄洋過海，來到太平洋的另一邊唸研究院。那個年代，越洋電話並不是件簡單的事。我還記得到了七十年代中，任教的大學拿到政府研究經費，把我們教授世界古代文明一科的十多位同事送到埃及“考察”六個星期。過了三個多星期，在開羅，思家情切想搖個電話給在美國的妻兒，旅店的經理面有難色，勉強地答應試一試。三天之後的傍晚，經理親自走到我房間，高興得不得了地告訴我，當晚午夜一時左右可以給我駁通。翌日，消息傳遍整個旅店，所有遇到的員工都跑前來向我道賀，像是得到甚麼特別的榮譽似的，當時的情景還歷歷在目。固然，在比較先進的北美，越洋電話不似開羅的難得，但也不能自己直接要打便打，必須經電話局代為接駁。鄉村小鎮，還要預約，動輒得花十多分鐘才能接通，收費也相當昂貴。因此一般留學生，往往只是在有重大事情，或過年過節的時候才會搖個越洋電話。能夠有機會和遠隔重洋的親朋至愛通話，就是短短的三五分鐘，已是難得的樂事。

越洋電話打給母親的最多，然而說的話最少。老人家一接電話便興奮得聲音發抖，問過平安以後，說甚麼也聽不進去，急急忙忙地催收線，不要浪費金錢，然後來信，再問當日在電話中說過些甚麼。所以有甚麼要事都不能在電話中告訴母親，必得由親人轉告。雖然如此，只要彼此聽到對方的聲音已是很欣喜，很滿足了。

陳永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