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的“絕對隱喻”

一九一五年，俄羅斯詩人奧西普 · 曼德爾斯塔姆在他創辦的阿克梅派的宣言文章中提到：“愛事物的存在更甚於事物的本身（本質），愛你自己的存在更甚於你自己：那就是阿克梅派最高的戒律。”

這句話可圈可點，一如沙特的名言“存在先於本質”——我們的存在是我們的選擇、決定的動向，而在一首詩中去追蹤存在是一種可能性、是一種未固定的東西，或許死後存在才會成形——而我們要用詩來鑄造後天的東西。

“打倒象徵主義！活生生的玫瑰萬歲！”曼德爾斯塔姆在《詞的本質》這樣宣稱。這句話我也要在台灣講，象徵主義的幽靈為何還在台灣詩上盤旋？就像詩人與讀者有共通的密碼本，作者寫詩，讀者照本尋覓；台灣詩還認為詩有某種“詩的”腔調。曼德爾斯塔姆所說“活生生的玫瑰”是在詩中傳達他的活力，是指我們不如何巧言令色將玫瑰美化，而是直率將玫瑰的生命力傳遞給讀者。因此隱喻的平衡點是“絕對隱喻”。

隱喻經常被與“象徵”混同，可隱喻為何是隱喻？它是不宣諸於口、潛藏的東西，一如曼德爾斯塔姆〈列寧格勒〉詩結尾敲門的尊貴來客。隱喻要找到平衡點，我在外國交流時，曾碰到從舊蘇聯烏克蘭流亡美國的詩人卡明斯基，他和我談起隱喻，並達成喜歡隱喻的共識（屈原、瑪琳娜 · 茨維塔耶娃和奧西普 · 曼德爾斯塔姆）——但接下來就無話可說。曼德爾斯塔姆的隱喻就是活生生的事物本身，與現實的彼得堡平行，是曼德爾斯塔姆的彼得堡。

詩的關鍵是甚麼，布羅茨基在關於曼德爾斯塔姆的《文明的孩子》着力探討過。我們思考詩的時候多半以“意象”為單位，意象由一個個詞組成，而且詞的力量比意象有力量。我會在古文當中找回尚未完全死掉的詞彙，因為那些詞是我們如今需要以更多形容詞才能抵達的力量——當我們去使用唐代詩人的詞，即我們將唐代人感受、面對的事件挪移過來。

俄語詩歌與中國古詩大都沒有題目（多數是交代寫詩的時間地點和背景），和西方詩歌不同。杜甫早奧西普一千二百至一千三百年左右，但他們都喜歡把詩的第一句當成詩的題目。因為他們所有的詩都是一首叫作“杜甫”或“曼德爾斯塔姆”的詩。

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有一篇文章〈自傳詩：杜甫〉，說杜甫所有詩都是自己的自傳，杜甫詩一方面非常與唐代歷史相關，一方面又非常個人，他寫安史之亂不寫打仗、調兵遣將，他寫自己逃亡，這是個人的歷史。在蘇聯，有個曼德爾斯塔姆，他也是以自我生命這樣一首長詩，去記錄彼得堡的苦難。

絕對隱喻，也即是絕對自己，把自己的一生提煉成了一個時代一個族群的隱喻。

廖偉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