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樓老張
“我今年七十八了。人到這把年紀，今天看起來還好好的，明天說不定就不在了。”老張一邊說，一邊哆嗦着爲我續茶。
那天正當立秋，烈焰如火，妻兒在房間午休，我獨自開車從住地出來，到曲江村的老舊土樓和石龍旗轉了一圈，回程路過一處似廟似堂的建築，外觀五彩繽紛雕樑畫棟，但結構流於簡單，一下出現在群山環抱的青石板廣場中，顯得單薄且突兀。主殿裏供奉着玉皇大帝，左側坐着財神，右側立着觀音。閩南人的信仰龐雜凌亂，有祖上先人、廉官循吏，有曾經恩澤家族的貴人，也有山邊屋角的土地公，什麽樣的神佛靈怪都有可能出現，林林總總，屢見不怪。
殿內空無一人，前後走上一遭，竟連廟名也沒有發現。偏殿傳出一聲輕咳，牆角處有人影晃動，原來一老者正收拾黃紙和香燭。這人便是老張，汗背心下露出黝黑結實的肌肉，一看就能想像年輕時一定是個壯勞力。對於貿然出現的遊客，老張並沒有多少驚詫，平靜地帶我在大殿又粗轉了一圈，態度不冷不熱。感謝完正欲道別時，他卻說，“喝杯茶吧”。在南靖和詔安跑了幾天，對於土樓有了些直觀粗淺的認識，心中總希望能尋個機會與當地人作些深入交流，於是沒多顧慮，順勢就坐了下來。
閩南人愛喝茶，幾乎每個上了年紀的男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專屬茶具。老張行動遲緩，想是有些輕度腦梗，燒水的當口，撕開一包鐵觀音倒入茶碗中，“這座慶豐堂也是我們張氏祠堂，已經有二百多年歷史了，原來在大路對面的山腳下，香火旺得很。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砸了，前幾年政府才批准重建”。
我住的土樓位於塔下村，距此不遠，塔下村和周邊的石橋村、南歐村都屬於張氏家族的聚居地，“我們這支張氏是明朝嘉靖年間從河北逃難來的，一直到清朝光緒年間，祖父才在太祖父支持下，與族人合夥在塔下修建了一座土樓。父親兄弟四人，我這代兄弟六人，土樓原本不大，一家一趟，上下四間，幾代人分下來，到我手裏只有很小的一點了。”
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揭開了中原漢民族持續數百年的南遷大幕。自江淮進入閩南的中原移民與當地土著融合，形成了以閩南話爲特徵的福佬族群，而經由江西贛州輾轉滲入閩西的中原移民，則形成了以客家話爲特徵的客家族群。明末清初，客家人口激增，耕地的局促迫使他們開始從內地向東擴張，而東部離海更近的福佬人則因常年遭受倭寇海盜侵擾，以及隨之而來的嚴酷海禁，生活難以爲繼，逐步向西遷徙。生逢亂世的兩大族群在閩西南的大山深處相遇。以鄰爲壑，相互視爲賊寇，族群間械鬥不斷加劇，再加上倭寇、猛獸的侵襲，以及與當地佘族的衝突，他們不得不在選擇以血緣爲紐帶聚族而居的同時，開始思考構築更加堅固的防禦體系。據《漳州府志》記載：“漳州土堡舊時尚少……嘉靖四十年以來，各處盜賊生發，民間團築土圍、土樓日衆，沿海地方尤多。”先祖們帶來的中原建築，諸如北方的四合院、臨水沿河的江南宅院，以及粉牆黛瓦的徽派建築等等，防禦功能幾近於無，於是這裏最先出現了脫胎於四合院的高起的五鳳樓，接着迭代爲堡壘狀的方樓，最後，海岸邊的福佬人率先創造出圓形土堡，客家人隨後跟進，逐步營建出更多圓形土堡和土樓。圓樓全封閉圍合，沒有拐角，更加易守難攻，並且相同周長下，圓樓面積比方樓幾乎多出百分之三十，這意味着用等量建材，可以得到更加寬敞的院內空間。圓形土樓的建造逐漸走向了巔峰。
今天，離亂的日子早已遠去，聚族而居、集體防衛的需求，被更小的家庭單元所打破，圓形土樓建設失去了它産生的社會基礎。老張的一兒兩女像大多數客家年輕人一樣，早早就離開了這片山林，孫輩們甚至已經到達了歐洲和美洲。“我一輩子呆在這裏，到老了更不會離開。兒子在廈門，說遠也不遠，但我這個年紀到城裏沒法掙錢，還給孩子們添負擔。在這裏幫族人看看祠堂，每個月還能有一兩千塊，挺好。上午回家和老伴兒吃個早午飯，下午自己熬點粥就對付了。”說着，老張抬手指了指牆角的電飯鍋。
老張話多嗓門大，我索性不再打斷，多聽少說。“老大和老六早年當兵就沒回來，老六死在了越南。我排行老三，年輕時也想參軍，但耳朵有問題，部隊上不要，只能一輩子守着家裏的土樓和祖墳。土樓的狀況一年不如一年，離塌也不遠了。我們這輩人啊，什麽苦都吃過，一出生就遇到戰爭，還沒長大又碰上三年自然災害，爺爺奶奶和父親爲了我們兄弟幾個，硬是活活餓死了。日子過不下去，族裏好些人都逃去了東南亞。改革開放以後，發了財的人要回來光宗耀祖，有的修橋鋪路、有的建學校幼兒園，還有些翻建了家裏祖傳的土樓，你看周圍那些豪華氣派的土樓，大多是華僑們資助的。”
二○○八年七月，閩南三千多座土樓，僅以其中微乎其微的四十六座入列世界文化遺産，包括了田螺坑、初溪、洪坑、高北、大地、河坑六個土樓群，衍香樓、振幅樓、懷遠樓、和貴樓四座土樓，簡稱“六群四樓”，基本涵蓋了福建土樓的圓形、方形、交椅形等多種建築樣式。
塔下村和曲江村都處在田螺坑土樓群範圍內，“土樓申遺成功的消息傳來，上上下下沸騰了好些日子。最高興的還是土樓的主人們，雖然當時沒幾個人能弄明白世界文化遺産是個什麽東西，但有一點都清楚，土樓要火了，日子要好過了”。
土樓真的很快就火了，學者記者絡繹不絕，四方遊客紛至沓來，他們都陶醉於土樓外形的壯美，驚嘆於土樓構建的神奇，卻很少有人去體察土樓蝸居的困頓。申遺成功不久，政府便規定，世遺範圍內的村落不再批准村民新建住房，且凡與古老土樓風格不符的建築限期拆除。爲了擺脫人增房不增的窘迫，大批土樓居民不得不選擇去了城鎮。
我在塔下村住的土樓，三年前被一家文化企業承包，居住舒適環境優美，能看出來，改造維護確實花費了不少心思，然而住宿費也高得令人咋舌。“搞翻修做環境只是爲了招徠遊客，爲了賺更多的錢。他們還信誓旦旦向我們承諾，要把土樓的年輕人都吸引回來，其實哪有幾個真正返鄉創業的。你肯定看到了，今天土樓裏住的，都是六○三八六一部隊（老人婦女和幼兒）。我上中學時，一個年級四個班，每個班都滿滿一屋子學生。你再看現在的塔下小學，全校就兩個半人，一個校長兼老師、一個門衛兼伙夫，就一個學生還是個殘疾孩子。如果真的都能像那些大老闆們說的樣子，日子早就該好起來了，孩子們早就該回來了，我還用得着七老八十在這裏打工嗎？”
正值暑假，老張口中塔下小學的張校長正受僱於某集團，每天上午會帶領一批遊客開展行旅活動。張校長熟悉地方和客家歷史，更熟悉每幢土樓的家族史。張校長精力旺盛，渾身散發着正能量，不時會興奮地指着某一處橋或者某一座亭，“這是誰誰誰從南洋回來造福鄉里，族人爲了感激和紀念他而修建的”。想到這裏，我啜了一口鐵觀音，疑惑地詢問老張，“那些早年下南洋發了財的族親，現在不再接濟家鄉了嗎？”老張嘆了口氣，“也不能怨他們，從前中國窮啊，你想想，八十年代初，我們全縣也沒能出幾個萬元戶，他們一回來就捐個十萬八萬，那是個多大的數目啊。六○年大災荒時，幾個印尼鄉親給村裏寄了些錢，幸虧那些錢，買了幾萬斤糧食，不然這周圍的村子怕是早死絕戶了。現在人民幣越來越值錢，他們在外面掙錢卻越來越不容易，一邊升一邊降，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你就看眼前這個祠堂，光地面上的建築就需要二百萬，南洋的兩個老闆回來，也只捐出了三十多萬。好在我們是鄉下人，還有塊地有片山，春天刨刨筍子，夏天收些蘑菇，政府再發點養老錢，湊合能活下去。”
開發旅遊帶動三産，反哺遺産保護。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理想讓資本們得到豐厚的物質回報之後，現實卻事與願違地催生出更多更嚴重的負面問題，人口外溢，造成無人居住的土樓加速損毀，需要投入更大資金加以修復。見“樓”更要見“人”，如何給土樓原住民帶來更多實惠，世遺保護面臨的困境還需要繼續探尋答案。
喝着老張的茶，聽了很多土樓故事，心情卻沉重了許多。
開車到達永定初溪時已近傍晚。山坳裏溪水邊是一片以“慶”字命名的徐氏土樓群，夕陽斑駁的照耀下，安靜落寞。空曠的場鎮上，老人們無聲地在樹下納涼，偶爾幾條土狗從身邊晃過。我們的出現給黃昏下古老的土樓帶來一絲生氣，老人熱情地迎上來，一邊告訴我們哪裏拍照的角度最好，一邊邀請我們品嘗自家曬製的土茶。老人的女兒也抱着娃走過來，“我在漳州做老師，趁暑假回來陪陪爸媽。你們別看這裏白天熱熱鬧鬧都是人，天一黑，偌大一座土樓裏就剩下我們幾個，老的老小的小，也寂寞無聊得很，你們留下來吃了飯再走吧。”
土樓頂層，一串串大紅燈籠不知何時都亮了起來，一方石桌，最普通的幾碗家常菜，有山筍和蘑菇。幾隻雞在身邊肆意地走動，老人的女兒解釋道：“一直這樣散養着，我媽不讓殺，說到了晚上，只有牠們還有些動靜。”
客家傳統，宗族子弟凡在科考中“進士”以上的，都可在祖堂前竪立石製龍旗杆，並鐫刻下姓名、官職、功績和生平，以激勵後世子孫刻苦學習，建功立業。後來，旅居海外的族人，如果對家鄉建設作出過巨大貢獻，鄉親們也會爲其竪起石龍旗。
在初溪徐氏宗祠邊的沁芳園，有一根近年新立的石龍旗，上刻文字：“徐騰芳，生於一九六六年，清華大學學士、碩士，中國首位在世界一流學府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獲建築學博士，是建築科學與節能領域的世界知名學者。”
手撫龍旗，不禁想到老張遠在歐洲的孫子，或許有一天，張氏族人也會在宗祠德遠堂爲他立上一支石龍旗，然而，他必是不會再回到那翠綠的塔下村了。
離開時，場鎮上那幾個踢球的孩子也不見了……
姚 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