闡解漢語詩歌聲律美的奧秘

——讀澳大博士張中宇新著

詩歌在漢語文學世界是最悠久也是最活躍的文體，漢語詩歌在世界文學範疇又是非常獨特也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存在。漢語及其文字是世界上最適合詩歌表達，也最擅長於詩歌文體的載體。漢語文學學術研究一直關注並試圖解釋這一重要的語言現象，歷來都有非常精彩的貢獻，也都留有讓當代人去跟進、思考和進一步發掘的餘地。張中宇的新著《漢語詩歌節奏、聲韻及新詩體式建構》，在這樣的學術餘地上展開了獨特而有成效的耕耘，其學術價值可圈可點。

張中宇是澳門大學文學博士，重慶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作為著名的漢語文學研究者，他在中國古代詩歌研究方面著述頗多，頗具影響力。

以“漢語詩歌”的專指概念取代通常使用的“中國詩歌”的概略性表述，以“漢語新詩”的專指概念代替習見常聞的“中國新詩”、“現代漢詩”之類的粗概性表述，使得這部著作對研究物件的學術把握和學術界定更為具體、準當。“漢語詩歌”的學術表述應該來自於“漢語文學”，而“漢語文學”較之“中國文學”具有更加具體、精確與準當的意義。“漢語文學”以文學語言文字進行界定，“中國文學”則以民族、地域進行把握，在“中國”版圖上出現的文學、詩歌應是多民族、多語言的，而我們的學術研究一般只能鎖定於我們熟知的漢語語言和漢字所承載的部分，因而用“漢語文學”、“漢語詩歌”表述更為穩妥。更何況，“中國”一詞用來指民族國家還是清代以後的事情，將《詩經》、《楚辭》、秦文漢賦、唐詩宋詞說成“中國文學”本來就相當勉強，說成“漢語文學”會貼切很多。

最先明確使用“漢語文學”取代千篇一律的“中國文學”的，是程千帆及其弟子程章燦合著的《程氏漢語文學通史》，儘管該書沒有明確使用“漢語詩歌”的學術概念，可在第十章論述漢語駢化的根由，注意到“漢語言文字絕大多數一字一音、一音一義，可以在字義上、語法上、音節上用許多人為的方式來排列和組合，使駢偶成為可能”，於是，《詩三百篇》已經昭示“漢語文學”中出現“個別的駢偶句子”，而“從東漢開始，文學語言開始在句意方面由單趨複，發展出駢偶的傾向。”（《程氏漢語文學通史》，《程千帆全集》第十二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二○○一年，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二十八頁）這種從漢語語言規律出發審視中國文學的路數，正體現了以漢語文學為研究的中國文學正名的內在學術必然性。

張中宇的《漢語詩歌節奏、聲韻及新詩體式建構》立足於“漢語詩歌”，鎖定於“漢語詩歌”，從聲律、韻律與文體構成相結合的角度，考察漢語詩歌的聲律和韻律形成的歷史，揭示“漢語詩歌”聲律之美的奧秘。作者對比英語有輕、重音，所以英語詩形成了輕、重音交替的“輕重型節奏”，認定是漢語聲律的特徵在於輕聲音節極少，並舉例說白居易的《長恨歌》八百四十字，全部都是重讀音節，沒有輕讀音節，所以漢語詩不可能形成英語的“輕重型節奏”。在此基礎上，作者論證了漢語必須憑藉“雙音化”顯示自己的節奏和聲腔的必然性。這種“雙音衍生型節奏”可以說解開了漢語詩歌聲律美的奧秘及歷史成因。

古來探討漢語詩歌的音律之美，一般都注重韻律方面，從詩詞到劇曲的研究，都圍繞着韻書展開，而張中宇的研究重點卻在聲律方面，通過“雙音衍生型節奏”，闡解了漢語詩歌聲律之美的形成機制及發展規律，具有不可忽略的學術價值。

這部著作在解開漢語詩歌聲律之美的奧秘的學術基礎上，還以較深澈的歷史透視眼光審視漢語新詩的體式建構問題，體現出明顯的當代文化建設意義。

既然漢語詩歌的聲律之美在於“雙音衍生型節奏”，則漢語新詩也應該在此基礎上尋找自己的出路。漢語新詩的宣導者早已經注意到，新詩語言表達固然需重視韻律，於是《新青年》時期就有人提出重建新韻的問題，不過更重要的其實是在聲律建設之上。沈尹默的《三弦》比起胡適《嘗試集》中的大部分詩篇來，其高明之處就在於不僅押韻，更重要的是注重聲律的和諧，節奏的均齊和抑揚。聞一多、徐志摩等當年討論新詩格律，特別是“音樂美”、“建築美”的概念，也多是從“節的勻稱”、“句的均齊”等聲律角度展開的。張中宇這部《漢語詩歌節奏、聲韻及新詩體式建構》的專著，偏重於從聲律的角度而不是從韻律的角度論述漢語新詩的合理體式甚至理想圖式，不僅對於漢語詩壇長期糾結的“新詩格律化”問題的解決有參考價值，而且對於當代詩歌創作的實踐也有所啟迪。

朱壽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