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的入世與出世
——回顧楊德昌電影
陳佳文
台灣作者電影導演楊德昌，於二○○七年逝世前，留下的七部電影長片，成了解讀當代華人社會，尤其是台灣台北都市人生百態的文獻式作品。他的作品同時含有作為知識分子對生而為人的觀察與理解，也探討人如何理性地自處，不限於文化地域的宇宙性問題。楊德昌的鏡頭語言由始至終保持冷靜規範、作為客觀敘事者的角色。楊導擅長利用場景空間，透露人物關係說故事，早期三部作品影片非線性結構，以及留白“暗場”手法，聯同廖慶松的“氣韻剪接”，以蒙太奇節奏上的衝擊帶動觀眾的情緒反應。不同空間影像的嫁接並置，構築內在情緒的氣魄，這早期三部電影也可以是電影語言技法的教科書級作品，也是他被譽為以影像寫詩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從《獨立時代》開始，基本上沒有中景以上更近的鏡頭。全身景鏡頭（Full shot) 只透過鏡頭移動一鏡到底，場面調度演員完成一場戲的行進。這鏡頭景別上的選擇，也能把人物處身的環境納入敘事中，冷靜緩慢的運鏡呈現精準的場面調度以及戲劇效果。人物在景框中來回進出，言語、形體或情緒的活動，全部被困在觀察者的視線裡，觀眾能透過這種冷靜的觀察者視點看到一切。人物被困在故事處境中往往能製造荒誕的戲劇效果。
《一一》問世二十年
二○○○年完成的《一一》，是楊導最後一部電影。故事情節是關於一個台北中產家庭各個成員的成長故事，也同時在說人生在世，人到底要怎樣“認知”這個世界的故事。《一一》對家庭倫理及人生不同階段的描寫，調子很大程度摒棄了前兩部作品（一九九四年的《獨立時代》與一九九六年的《麻將》）中部分的荒誕鬧劇手法，然而冷靜犀利的觀察一如以往，更重要的是，大師的手筆彰顯於更寬宏大量地檢視與理解生命。
女孩推門進來，裙子被門把手勾起，露出了下身讓蹲在旁邊的小學生洋洋碰個照面，我們的視線就跟着洋洋，看到女孩走進漆黑的科普教育課室投影畫面影像，一個創世紀般的閃電，雷聲配以科普解說旁白：“這樣產生了第一個氨基酸，這就是生命的起源。”再看洋洋被眼前所見震撼得目定口呆，我們知道小男生的性啟蒙開始了。
《一一》提出“人到底要怎樣去‘認知’生命的事情？”這問題，貫徹楊德昌的理性主義。《一一》裡的小男孩洋洋對着昏迷的外婆說不出一句話，母親氣急捉着他問為甚麼，他說：“婆婆活了這麼多年，我說的事情肯定她也已經知道，沒甚麼好說的。”大人不相信洋洋說有蚊子咬他，他就拿着照相機跑到門外的後樓梯嘗試把蚊子拍下來。他覺得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背面是長甚麼樣的，他就拿着照相機把每個人的後腦勺拍下來。到了片末外婆的喪禮上，洋洋認真寫了一封信唸給外婆，他說以後想從事把人們未知的一面生活呈現給他們看的工作，這也正是楊導以他作品不斷企圖做到的任務。
人間喜劇
楊德昌的電影對社會以及人際關係觀察的犀利精準與世故，在人物與情節編排敘事上卻能看出他（或他的角色）不願意變得盲目的世故的態度。對人誠懇卻遭猜忌的琪琪、內心單純剛走進小混混行列的綸綸、大時代下躁動青春的小四、坐在咖啡廳回憶往事的佳利、《一一》裡的洋洋。
在《獨立時代》，楊德昌是個嘗試以理性主義辯證儒家思想的小混混。《獨立時代》與《麻將》兩部作品無論從故事架構，以及敘事風格都如出一轍，兩部作品產生於躁動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台北，解嚴後經濟高速發展，人情社會的荒謬性是這兩部電影推動敘事戲劇動作背後的邏輯。故事推演以人物關係網的錯綜複雜，導演借角色道：“中國人很少不懂這個道理。”所有事情因為人情而水到渠成，近乎荒誕的劇情與誇張的演出處理帶動戲劇效果。楊導眼中，在充滿傻子與騙子渾噩生活的世界裡，遺世獨立的態度讓人充滿着焦慮與懷疑，不管誰都不得不參與人心難測的麻將牌局，一場一場博弈的勝負，無論牌局胡了還是輸了，結果無非就是推倒重來，這比喻也不忘取笑當時崇尚美式精英主義的世道。獨立時代的英文片名是“儒者的困惑”（A Confucian Confusion），也與片中那個不願世故、閉門造車的作家的小說同名，也可以是導演嘗試為自己及同代文化人處境的自侃。
作為一個理性主義者的楊導，無論如何還是相信人與人之間有愛，尤其在這人際關係網密集的都市裡，不管有過多大的嫌隙之後，也可以在friday喝一杯。
他的家台北
《海灘的一天》、《青梅竹馬》、《恐怖分子》，楊德昌頭三部電影籠罩着一種台灣在解嚴前的鬱悶氣氛，所有人在影片中都是喘不過氣來。到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他直接把時空帶到白色恐怖橫行的那些年，導演成長於彼時大時代中低氣壓的自身經歷，殘酷的青春對峙氛圍肅殺的時代，躁動青春逃避現實地幻想自己置身於武林，廝殺與敵對的姿勢只為讓人聽見自己的腳步聲。然而誰也不得不步步為營，走着成長之路。白色恐怖下受着壓迫的父親，嚴苛的一家之主同時也是弱者，理直氣不壯，腰也挺不直，電影為這個失意的外省移民留下垂頭喪氣的印象。
瘦削鋼條型小肌肉的少男綸綸（柯宇綸飾）在冷調鹵素燈館照明背景下的西門町街頭，在市井路邊攤叫賣、行人與機車交通噪音環繞下，把《麻將》最後一個鏡頭的熱吻，烙印成了正進行大蛻變的台北城市於九十年代留給世人的印象。一個來自法國的少女飛越千里到台北尋找心上人，卻發現男人是有婦之夫的故事，是改編自一九六六年真有其事的“丹尼爾事件”，年輕單純的法國少女身影在這華人都市中，成了一種逃逸於現實的假想對象。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