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話,因為我已破碎
編者按:二○二○年諾貝爾文學獎於本月八
日在瑞典文學院揭曉,得獎者為美國女詩人格呂克(Louise Glück)。本期特邀美國華裔詩人王屏真情評析格呂克的不凡品格與詩歌藝術,並與內地詩人黃梵合譯其著名詩篇,以饗讀者。
格呂克獲得了二○二○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引發了不少爭議。很多人攻擊她是“悍婦”,形容她“狂傲”、“難以相處”、“明顯地不討人喜歡”,彷彿一夜之間她就被定成一個惡女人,一個平庸的詩人,配不上諾獎。
這是一種需要從特定視角解讀的社會現象。“悍婦”一詞已成為美國成功的女政治家、女科學家、女學者、女總裁、以及有個性的女演員的代名詞。尤其是違反慣例並挑戰傳統的女性,如艾米莉 · 狄金森、艾絹 · 麗奇、亞歷山大 · 奧凱西奧-科特茲、伊莉莎白 · 沃倫,都被稱作“狂妄、不馴、惡婦、悍婦”。現在輪到格呂克被扣上這頂帽子了。
格呂克真如人們所指責的那樣“狂妄”嗎?
二十幾年前我在紐約窮困潦倒,試圖以英語作為第二語言寫詩時,格呂克作為客座編輯,將我的詩歌〈靈與肉〉選為最佳美國詩歌。同年,我還獲得了美國國家藝術詩歌獎。當時評委們的名字都不透露,但直覺告訴我——格呂克就在評委之中。這是美國詩歌界競爭最激烈、最令人垂涎的獎項了。每年,成千上萬的人,包括很多有成就的中老年詩人,以及有抱負的青年詩人,都希望得到此獎,而格呂克和我從未見過面,卻選擇了一個默默無名的移民。我的前未婚夫當時嘲笑說:“你想用二年級英語水準寫作和發表詩歌,可比進天堂還難哦!”我的詩人朋友也指着我的臉不客氣地說:“王屏,你得獎只因為你是中國人!”這話聽來似曾相識吧?它暗指:你配不上這個獎,因為你是個女孩,而且是個中國女孩。但格呂克看到我的潛力,推我走上了詩歌之路,一下步入“天堂”。老實說,如果沒有她的“悍婦”行為,我可能早已放棄夢想,去蒙特利爾結婚,攻讀MBA(我被麥吉爾大學商學院錄取),成為一個“悍婦”式的商業女性。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非裔美國傳奇詩人、教授、音樂評論家昆西 · 特魯普、華裔美國詩人肯 · 陳以及許多其他人身上。他們大多是她的學生、少數民族、同性戀和移民詩人,因為格呂克的慧眼識珠,都成為美國頗有成就的詩人、作家。
這是因為格呂克審美的判斷只專注於詩歌本身。在詩歌中,她不分膚色、口音和階級的差異,拒絕向男權、種族、階層和習俗低頭。在詩歌中,一切都是平等的:悲傷、喜悅、恐懼、焦慮、希望……所有這些都糾纏在一起,織成了一幅人性的掛毯,造出一座人類與自然、文化之縱橫交錯的迷宮,也聚成一束隧道盡頭的光。這就是詩歌存在的目的和必要性。為了找到迷宮出口,穿過隧道抵達光明,我們不能被慣例束縛,被規則分心。
從這個角度看,被稱為“狂傲不遜”是一種榮譽徽章,閃耀着與諾貝爾獎一樣奪目的光芒。
格呂克顯然明白這個道理,她從未被干擾。她一生都致力於寫詩、教學、觀察與感受……所有對她的攻擊和流言蜚語都只是些雜音。詩人的使命就是集中精力,不斷向前衝;到最後,只有駕馭了時間的人,才能成為贏家。她的詩作〈哀歌〉充分說明了她對人性及其複雜性的敏銳觀察。此詩看起來簡單、隨意、口語化,但它引用了聖經,涉及了猶太教正統派的習俗,探討了家庭關係,並對我們的“存在”這一深刻命題進行了探索。作為一名翻譯,我差點忽略了這些看似平靜的句子背後豐富而微妙的暗示性。我曾學習和教授新舊聖經,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威斯敏斯特教堂當女高音歌手,也嫁給過一個猶太人,養育了兩個猶太血脈的兒子。每當我看到、觸摸《摩西五經》時都淚如泉湧,會想起自己曾和前夫就以色列問題爭吵,曾為自己作為一個女人、母親,詩人和教授如何在美國生存下去而煩憂。這首簡單的詩好似一面彈痕纍纍、血跡斑斑的戰旗,讓人在一瞬間回憶起過往的戰鬥、淚水、相聚、交談、痛苦和喜悅。這也正是諾貝爾委員會授予格呂克詩歌獎的原因:“因為她充滿詩意的聲音,嚴峻的美使個人的存在具有普遍性。”
我也差一點忽略了〈紅罌粟〉一詩文字間的暗流,乍一看,它質樸、抽象、簡單,且破碎到了極致。但最後一句令人目眩:“我說話/是因為,我已破碎。”此句一下子從全詩貧瘠的“風景”中迸發出來,成了“種子,燦然耀眼”(摘自〈萬聖〉一詩)。正如〈哀歌〉一樣,此詩也是一面彈痕纍纍的戰旗,會喚起老兵心底無數的情感與記憶。通過詩歌藝術,她一舉解決了哲學家們千年來一直試圖解決的所有爭論。
難怪中國詩人黃梵也有同樣的說法:當詩說話時,哲學也只能停止解釋。
許多詩人抱怨說,他們從格呂克質樸的詩作中感受不到任何東西。我的大膽建議是(或許是個“悍婦”式的建議):要有耐心和毅力,敞開心扉直面生活的苦痛;在你受難、掙扎、奮力走出深淵後,再去讀她的詩,看看此時能否感受到甚麼。也只有到那時,你才有資本、體力和勇氣,探身窗外,就像〈萬聖〉一詩中的“農婦”那樣,伸出手來“償還”,並低聲說道“來吧,孩子”。如果幸運的話,詩歌的精魂才可能會“從樹裡探出頭”與你相逢。
十幾年前,我很榮幸參加了美國國家藝術獎的翻譯評委會,與格呂克在華盛頓首都進行了為期三天的評選工作,我們每天就譯者的優缺點交換意見,有時會有激動的交鋒,但格呂克理性而專業,一點都不狂妄,也並不難纏。分別前,我們在專業且友好的氛圍下,擁抱告別。她不僅有很強的專業性,而且專注、真誠、敬業。我從她身上學到了很多。如果人們仍形容她為“悍婦”、“狂傲”、“明顯地不討人喜歡”,那就隨他們去吧。諾貝爾文學獎不是“人格競賽”。談到文學品質,諾獎不可能逼我們去喜愛每一位獲獎者的作品。它指向的是作品本身,詩歌本身。詩歌不分性別、膚色、種族、國家,詩歌是在這個破碎的世界裡,從美的共同空間中生長出來的。
格呂克說話了,因為她知道自己已經破碎。
她知道自己破碎,所以更需要說話,幫助別人說話。
她也許根本不在乎別人稱她作甚麼。
因為她開口了,世界得以變得更美好;即使她被稱為一個“桀驁不馴”的、“nasty”的女詩人。
這就是詩人的工作,也是唯一的工作。
文:王屏(美) 譯:趙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