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 包

西餐的茶可以選擇的話，我多數選伯爵茶。喜歡它的獨特香氣，據說是三種茶葉的組合，通常包括印度的阿薩姆紅茶和大吉嶺紅茶，還有錫蘭的紅茶。當然，我飲用的，只是它的茶包而已。

關於印度的茶，《貿易打造的世界——社會、文化、世界經濟，從一四○○年到現在》這樣說：“茶樹從中國移植到印度的這段過程，比旅人橫越兩國間高聳入雲的山峰更為艱難，更出人意料。”作者從貿易史的角度，略述英國移植茶葉到印度的過程。英國人起初喜歡咖啡，後來鍾情於茶，需求大增，殖民印度前後，他們在印度東北阿薩姆及喜馬拉雅山麓丘陵地區包括大吉嶺一帶廣泛種茶，解決了供求問題，自此英國成為喝茶的國家。

所謂艱難，無關技術。茶的移植其實是一部侵略史和霸權史。中國是茶的故鄉，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我們是世上最大的產茶國家，英國為免白銀流失，不擇手段，用販賣鴉片改變中英貿易的失衡，最終導致鴉片戰爭。及後，他們把印度東北阿薩姆的原住民遷走，大規模種茶之外，又興建鐵路的運輸網，把茶葉源源運出偏遠山區。自此西方自行生產足敷需求的大量茶葉，一如他們掌控咖啡及糖的供應。所謂國際貿易，從來都不是孤立的買賣活動。

再說茶包與我，從小只知普洱香片六安，飲咖啡是在氹仔山頭養成的習慣，青年時代，幾曾認識伯爵茶？也許是那些年的暑假在歐洲遊蕩時結下的茶緣；酒店豐盛的早餐往往提供眾多美麗的茶包，早餐茶太濃，洋甘菊太淡，還是伯爵茶受用，它便成為我的茶包之選了。茶包便捷而時尚，作為現代都市的社交飲品，可與咖啡分庭抗禮。

撇開商業策略不談，上世紀六十年代才漸漸普及的茶包，它的“個別”本質帶着些“自由”選擇的意味，同飲不同茶，各取所愛，不知當年硬把茶樹種到別人土地上的英國人，是否想到這茶包文化的奧秘？它幾乎是與現代社會發展同步了。

吳淑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