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中西交流中獲得與失去的

有一種觀點認為，有些特別像詩的東西恰恰不是詩的，而另外有些散文化的東西恰恰是最好的詩，例如弗羅斯特（Robert Frost）的詩。

其實，弗羅斯特的詩是日常生活中的哲理體驗和民歌風味的外化，也許譯本看着像散文，讀英文原詩可是很有節奏感和音韻感的。說到詩的散文化，其實可以舉惠特曼（Walt Whitman）的例子，那麼長的詩句，那麼繁富的內容，但總體表達上的節奏感和民歌風味，使它區別於散文。試着吟詠一下惠特曼的英文原詩，可以發現，英語與漢語的表達方式與節奏處理真是有很大區別。弗羅斯特與惠特曼的詩一翻譯成漢語，韻味丟了大半，所以弗羅斯特說，詩就是“翻譯中丟失的東西”(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

但不容諱言的事實是，漢語新詩很大程度上是在翻譯文學的滋養下萌芽和生長的。人們談論荷馬，談論荷爾德林，談論弗羅斯特，談論惠特曼，聽起來頭頭是道，但實際上都是對優質或劣質翻版的看法，離原詩還隔着一層。由於西文表達和漢語表達存在着巨大差異，西文原詩的節奏感和音韻感幾乎不可能在譯詩中體現出來，即使勉力為之，也有很大變形，這就導致了西文原詩在翻譯中的散文化。而在不少以翻譯文學為摹本的中國現代詩人眼裡，散文化的表達儼然成了新詩區別於舊詩的根本特徵。廢名的說法就是很有代表性的觀點。

其實，一首好的漢語新詩很可能每一個句子都是散文化的，一個句子與另一個句子之間不一定押韻，講究對仗、對稱，但它們之間的關係卻必須是“詩的關係”（建基於內在節奏之上），而不能是散文式的。從內容上來看，則必須具有深刻的“詩性智慧”，或者說是體驗的深度。穆旦就是這方面的典範。

龔 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