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荒與饑荒元兇

原本已經嚴重的全球饑荒現象，疫情更推一把。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數據顯示，全球去年有多達逾八億人面臨飢餓，較前年多逾一點六億人。就在此刻，聯合國周前在紐約總部舉行第一屆世界糧食系統高峰會。

諷刺的是，這個高峰會卻有超過五百個公民組織杯葛，他們批評聯合國容許大企業主導了該會議的議程，漠視在地農民和農業的可持續性。例如主持高峰會的Agnes Kalibata，她是“非洲綠色革命聯盟”(AGRA)新主席，這個組織共有十三位委員，但有八位來自非洲以外的地方，而且在美國註冊，當中委員有洛克菲勒基金會，比爾與美琳達 · 蓋茨基金會等。他們主張糧食生產工業化多於可持續性農業發展，因此惹來國際民間社會的非議。

世界糧食系統涉及糧食在全球的生產和分配方式，要解決的問題包括健康危機、營養危機、飢餓危機、環境危機、文化危機和人權危機等。可是，過去聯合國定出的系統根本無法解決上述問題，反而在發展中國家強化了不平等狀況，貧窮化和失業率有增無減，這由於大企業操弄太嚴重。現在還加上疫情，糧食價格飆升，但高企的失業率令一般老百姓的購買力大大下降，造成滯脹，已到危險水平，使到不少後發國家頻頻發生騷亂。

雖說物價飛漲是個全球性的問題，但有些第三世界國家受到的衝擊更為嚴重，加上他們扭曲的體制，造成財富長期分配不公，貧富矛盾尖銳，當極端的通脹一出現，窮人首當其衝。較早前，聯合國已向我們警吿，另一波糧食危機一觸即發。但是糧食供應出現危機，並不單純由於氣候變化、人口增加、資源短缺，引致糧食生產出現困難，供不應求，這麼簡單。當中有更深層的人為因素，值得我們正視。

首先，近年發達國家大力推動生物燃料以替代傳統的石油，例如玉米、大豆等被大量研發，價格給翻了幾倍。最要命的是，不少第三世界國家的農地，也遭改變以生產生物燃料為主，多樣化的農耕快速消失，進一步影響糧食的供應和價格。

其次，金融市場裡的期貨買賣炒味愈來愈濃。特別在二○○八年金融海嘯發生以後，食品成為繼黃金和石油後可供熱炒的對象，加上美元貶値，農產品期貨價格節節上揚，與人民的購買力愈益拉大，為社會動亂埋下了炸彈。

另一惹人關注的原因，就是農業跨國公司壟斷糧食供求愈來愈嚴重。試想想，全球就只有十幾家跨國企業及約四十家中型企業，共同控制着主要的食物鏈，就好像緊握着我們的咽喉，可任意決定我們的生死。這是一種變相的打劫掠奪，人民苦不堪言，大企業卻從中大發橫財。

此外，發達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糧食生產分佈和技術差異，也導致窮者愈窮，富者愈富。有一點不可忽略的是，發展中國家為追求現代化、城市化，導致農業生產能力下降，又或改變農耕來迎合發達國家的需要，這一切都令全球糧食供求變得扭曲和充滿矛盾。

當我們面對天災感到無奈，但面對人禍則必須有反省能力。要有效對付這場戰爭，首先得要改變聯合國糧食議程仍由大企業主導，讓在地農民有機會發聲，共同推動政策的改變，令農業有可持續性的發展。

張翠容（香港戰地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