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件藝術品背後

物藝術Bio Art（一）

生物藝術就是一種以生物、細菌、基因、活體等為對象而進行藝術創作，這種結合科技與美學對藝術邊界的探索，在於挑戰人類、生物、自然界之間的界線，藝術家從而承擔透過科技對社會、環境、政治、文化以及道德等批判性的角色。一九三六年，紐約現代博物館(MoMA)舉辦了“愛德華 · 史泰欽的飛燕草” 展覽(Edward Steichen's Delphiniums)，史泰欽是一位攝影師，亦是一位園藝家、畫家、策展人。他曾旅居法國，一九一三年獲法國園藝協會授予金質獎章。展覽一共七天，這是史泰欽以植物雜交種和選擇培育方式而成的稀有的飛燕草品種，是他花了二十六年研究的成果，而這個成果亦獻給了MoMA，成為MoMA首個以植物為主角的展覽，亦開啟了生物藝術的大門。史泰欽曾提及“將遺傳學應用於植物育種是一門創造性的藝術，它的最終目的是追求美的美感”。 此後，一些前衛更着眼於藝術媒材的探索，藝術思潮的更迭，世界環境的動盪，藝術家需要一些更具創造性、獨創性的藝術表現手法。另外，亦陸續出現以動物或植物為媒材的藝術作品。如一九三八年由法國超現實主義作家安德烈 · 布勒東(André Breton)與保羅 · 艾呂雅(Pauléluard)共同策劃的“超現實主義國際大展”中，達利(Salvador Dali)的參展作品《雨中計程車》(Rainy Taxi)上便出現了活蝸牛、萵苣和菊苣等活體作為藝術表現元素。在二十世紀的五十至七十年代，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洗禮，年輕藝術家對現代藝術的反思，前衛而獨立的藝術思潮紛紛湧現，偶發藝術、行為繪畫、激浪派、維也納行動派、貧窮藝術、大地藝術等，這是從傳統藝術媒材跳脫至一種追求概念、社會性、事實性的一種藝術創作思潮。波伊斯(Joseph Beuys)在一九七四年的作品《荒原狼：我愛美國，美國愛我》中透過與一匹狼的共處來完成他的行為藝術作品，並對社會消費、現代物質文明、族裔對立等問題的批判。這是開啟了藝術與藝術家、藝術家與觀眾、觀眾與作品之關係改變的年代，藝術家以對生物、科技的結合，以藝術方式呈現這些實驗成果亦開始出現。

有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