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飛機即將起飛

八月第一個周五，先是看到波爾圖大學的新聞稿，後來其他關注的葡文報章都相繼發佈消息：葡萄牙作家與學者安娜 · 露易莎 · 阿瑪拉爾病逝。

在波爾圖大學當交換生的一年，曾上過安娜教授的“女性主義研究”。儘管課名只有女性主義，在這門每周兩天的課裡，實際上囊括了歐美女性主義發展、女性文學、身體與性別研究和酷兒研究。

一直以來很喜歡在授課時雙眼會閃閃發光的老師。光是感受到對自己講授與研究領域的熱愛，就足以吸引我聽下去。安娜教授談起西蒙波娃的《第二性》、狄金森的詩與信件、吳爾芙的《自己的房間》與《奧蘭多》時，總是雙眼發亮，一邊按着胸口或打着激動的手勢，一邊加快語速。我既感受到她對自己所說與所思的熱誠，每次課前預習的文本與課間討論，也讓我打開了很多思考的大門。

關於她的研究與書寫，教授說：“為無聲者發聲，但並非代表無聲者發聲。”在我回到台灣接觸動物文學與動物倫理，打開另一道思考大門，再後來進行自己的書寫創作時，總想起教授當時緩慢清晰的語速，與說話前輕輕咬着眼鏡腳的沉思模樣。

當時的課堂筆記，在期末考結束後我重新整理抄錄在新的筆記本裡，如今也在我房間裡可隨手翻閱的位置。安娜教授的創作文體以詩為主，當幾年前在澳門的書店看到一本她中英葡對照的詩集時，高興得馬上買了回家。

詩集的第一首詩是《遺囑》，寫給她當時六、七歲的女兒，關於一個人完整的模樣與生活中的自由，盼望在她的飛機即將起飛後，“請給她愛以及／觀察事物本質的能力／叫她幻想藍太陽和明媚的天空／而不只是教她如何加減乘除／如何去削土豆皮”。

波 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