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閻連科說到活着主義

閻連科在諾獎出爐前從韓國得了個文學獎，賠率肯定會上升。可是，這麼多年來，閻的小說一直看不進去。於是，我請鄰埠一位作協主席給我推薦一部他認為最好的閻連科的小說。他立馬轉了一篇以前寫的評論。這是作家評作家，讀起來非常痛快。雖然文章中佩服、讚賞之辭甚多，但作者其實已點出了問題。閻連科確實和莫言、余華一樣（甚至包括格非），中篇比長篇好。回顧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幾個中篇，如王朔的《動物兇猛》，格非的《褐色鳥群》，余華的《活着》，還有馬原的幾篇等，確實經典。

閻連科和莫言都太能叨叨，而且是土味很重的叨叨（閻還喜歡弄洋話題），把敘事張力衝得稀爛。對照一下卡夫卡的《城堡》、加繆的《局外人》、西蒙的《弗蘭德公路》，需要從敘事藝術上脫胎換骨才行。當代文壇的長篇小說中，陳忠實的《白鹿原》是成功的，因為扎實，不搞自己不懂的，雖然有些性描寫比較Low。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古往今來，常受人質疑責難而又令人困惑不已的問題是：存在者是什麼？

的確，相對於哪部小說好不好，誰能得諾貝爾文學獎，存在者是什麼，我該如何存在，更值得探問。日前我在課堂上對學生說，余華的《活着》表現了一種既然活着就活下去的人生態度，這種人生態度可以稱之為“活着主義”，與道家的曠達不同，與存在主義的自由選擇也不同，與閻連科的“受活”可相參。

活着，受活，都是“我該如何存在”的問題。人置身天地，倘能如道家一般“物物而不物於物”，便是有了極高智慧。

龔 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