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如何看待精英人才

“人才”一詞最早出現《詩經·小雅》：“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可見古今中外，精英人才都是眾人所期望的對象。相對於社會中的其他人，精英大多具有較為優勢能力的少數群體，是各行各業尖子的代表。而“精英人才觀”，則是社會大眾對於所屬環境中，這些少數具有影響社會、能夠造福人群、擁有才識與品德等精英的態度與看法。而每個社會中的精英人才觀，會隨着時代轉變與社會需求而改變。無論是儒家講究的“克己復禮”與“學而優則仕”的“君子”；墨家“厚乎德才，辯乎言談，博乎道術”的通達人士；符合法家眼中“任其力而不任其德”的人才標準。甚至，像道家崇尚無為與追求自然的“聖人”觀等，都在說明對於精英人才的觀念與看法，其實會隨着文化而一代傳給一代，也會因着對外交流而增添許多創新因素。即使到了近代中國的精英人才觀，即使在面對當時社會是否需全盤西化的挑戰與爭議下，中國文人向來追求成為有德行的治國通儒，與學而優則仕的儒家傳統，依舊深植人心。相對於日本一八七○年代明治維新中，針對中國儒家培養通儒式的精英主張，提出嚴厲的批判。當時的日本派遣許多精英出國，向西方諸國留學取經，除了針對西方民主理念中的自由、平等、博愛等模仿外，還提倡要培養講究科學技術等實用型人才，以“仕而優則學”與“體腦強健”新的人才觀，作為日本現代化的基礎。結果，影響了日後日本邁向新世紀的人才培育與聘用等重要方向。

反觀澳門，雖受殖民歷史與經濟規模所限，卻擁有東西文化交匯與民間社團等特質。澳門更是華人社會中，少數具有多元文化，與葡國殖民影響的微型社會，素有“社團社會”的稱號。回歸前的澳門，葡、粵語隔閡造成華人與澳葡管治階級的壁壘分明。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以後，各類參政、議政人才的培養，成為澳門下一階段人才發展的重要基礎。二○一四年澳門首次提出以“人才建澳”的基本理念，制定“精英培養”、“專才激勵”及“應用人才促進”等計劃，為澳門培養各專業領域精英人才，奠定良好基礎。

二○一四年以來，澳門人才發展策略以“培養本地人才、吸引海外澳門人才回流”為主軸，對於引進外地優秀人才，如：地區性或國際性精英人才來澳等措施，着力上相對不足。因而，澳門目前在博彩、零售、酒店、飲食、會展、金融和建築等行業，都出現人才短絀現象。如果加上近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的開展，恐會加深澳門人才的流失，值得各界關注。

誠然，澳門回歸二十多年間，社會各方面快速發展。澳門也從過去以移民工作庇護社團為主的發展形態，轉變成以公民參與作為主軸的現代化社會。根據研究顯示，一九八○年前後澳門貿易由傳統出口加工，轉變成勞動密集的工業出口。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內地移民潮的到來，在擁有當地的廉價勞動力等優勢下，澳門逐漸走向出口加工、旅遊、建築、金融等四大行業。到了一九九九年特區政府成立後，接着二○○二年賭權開放，澳門自此經濟發展快速，進而形成博彩業一業獨大局面，人才需求結構再度發生變化。

根據澳門社會演進的特色，可分成三個世代的澳門人：（一）一九七九年之前的第一代；（二）一九八○年至一九九九年的第二代；（三）二○○○年及之後的第三代。在過往的四十多年中，澳門在整體社會結構與產業轉型快速，這三個世代的澳門人，對於什麼才是澳門所需的精英人才，看法相當分歧。尤其，每個世代對於精英的定義與看法，都會影響政府施政、企業佈局，甚至各級學校的人才培養方針。

總之，從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文化與各世代的精英人才觀密切相關。文化會持續發展與不斷變化，影響着不同世代的世界觀與人才看法。透過族群間的文化傳承，上一代人將想法與行為傳給後代人；經由接觸、刺激、模仿等過程，激發出更多創新人才的思維，造福更多人。因此，後疫情時代澳門的挑戰之一，或許與精英人才的界定、培育及發展有關。

周祝瑛（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