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的修為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文學家、教育家葉聖陶說過一番話，大意是：時下，書報雜誌上的語法、修辭、邏輯和常識性錯誤比比皆是，如果彙集起來糾正，每個月都可出一本書。老先生做過教師和編輯，還當過教育部副部長，對出版物的質量問題有切膚之痛。四十多年過去，人們的寫作已由手寫改為電腦打字，附有輔助的校訂功能，加上互聯網上知識資源豐富，可以隨時搜尋檢索查證，報刊和圖書上的差錯照理應該絕跡了，可是事實卻遠非如此。

近年我幾乎不逛書店，也不會僅看簡介便上網購書，所讀多係贈書，故而極少。但這極少且隨意的閱讀，也每每因發現不該有的訛誤而興致頓失。比如，《他們從這裏走來》是紀念上海社會科學院已故院領導的文集，有篇口述回憶說某院長八十年代為解決辦公用房，向市委領導夏征農和陳毅送上申請報告，一看就知是錯把陳沂當陳毅了。又如《武重年口述歷史》是上海民革第二代傳人回憶畢生經歷，某處提及與上海市副市長沈佩華相關之事，這個名字實在生疏，細想當是曾任副市長的著名工商業者盛丕華之誤。上海出的書，連不太久遠的當地黨政領導名字都出錯，說得輕些，是圖書的編校不仔細；說得重些，是有辱出版業“半壁江山”之美名。如今，編輯的工具和手段比往昔優越多了，而這類低級差錯仍不少見，可知編輯的修為才是關鍵所在。

前一本書的編輯可能是“八○後”，沒有機會聽聞陳沂這個名字，而執筆者或也如此，聽口述人用滬語講到這位前市領導的名字，就寫下名氣較大的陳毅二字。口述人未核對記錄稿，執筆者又想當然，編輯也不知有錯，各自都有責任，但版權頁列印的是“責任編輯”，應負的責任最大。如果這位編輯平時閱讀廣泛且注意積累，即使不知道曾有主管文教的市委副書記名叫陳沂，起碼也該知道陳毅五十年代中調離上海升任副總理，一九七二年病逝，絕無可能在八十年代過問上海的事務。倘若對歷史了解較多，還會知道陳沂原名陳毅，正是因軍內高層已有陳毅為免混淆而改名的。這類冷知識不是課堂上能學到的，編輯必須廣泛瀏覽，不斷積累，擁有龐大而博雜的知識儲存，才能在審讀文章或書稿時發現訛誤並校而正之。

後一本書的編輯很可能也是“八○後”，但已無關緊要，因為口述涉及的史事跨越百年，各界人物眾多，記錯的人名還有歷史學家顧頡剛、愛國將領李玉堂等。對現當代歷史沒有下過工夫的，很難勝任編輯工作。尤其該書執筆者是市檔案館副巡視員，兼任大學檔案學研究生導師，編輯或許過於相信學術權威，加上缺乏相關的歷史知識，不作認真審讀而放棄職責，致全書訛誤頗多。對於任何年齡段的編輯，該書審編的難度都很大，但如果具有認真的工作態度，多與執筆者溝通核查，並用同類書和工具書參證，至少可以糾正大多數訛誤，自己也會有所長進。

總括而言，要成為合格乃至優秀的編輯，堅持各種知識的積累，保持工作態度的認真，是必要的前提條件。無論從甚麼系科畢業，一旦進入編輯這個行當，都需重新開始學習和積累，對工作必須踏實和認真。七八個月未必有差別，但七八年以後，各人修為的高下定會顯現出來。

賀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