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而生
——紐約初印象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的片頭，就是布魯克林大橋，一會兒我們要經過這座橋。”
司機王先生一邊開車一邊說。
王先生是四川人，一九九二年來紐約，先讀歷史，後轉攻讀政治學，所讀專業顯然不是就業市場的熱門，後來也就所學非所用了。六十八歲的人看上去要比實際年齡年輕很多。他也正是覺得自己還能做事，就做起包車服務。
我們抵達紐約的時間是晚上十點。過了海關後，在行李輸送的轉盤旁邊望眼欲穿多時，終於等到行李。出機場到達大廳時聯繫王先生，請他從停車場把車開過來。紐約機場實在是低調，規模趕不上中國二線城市的火車站，加上有道路工程，眼前所見，儼然是一個大停車場。此時接近午夜，車流量不見稀疏，隨便按喇叭的司機不少，喧鬧混亂中不見協調交通的人，看來這是常態。王先生從停車場開車到機場到達處的門口，只消幾分鐘的路程，卻用了近一小時，從停車場門口就開始堵車。都說北京塞車嚴重是“堵城”，但比起紐約來，還真是小巫見大巫，北京不會在半夜十二點從機場路就開堵。剛在幾個月前去過印度的先生說，眼前此景很像新德里。看得出來，這比喻在王先生聽來多少有點不爽，大都市紐約是他勤勞打拼半生的地方，怎麼會像印度呢？那天晚上，王先生把我們送到位於時代廣場的酒店，回到皇后區的住處已經是凌晨兩點半了。
當王先生開車帶我們經過布魯克林大橋時，我們已在紐約三天。大橋沒有勾起我對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回憶，記憶猶新的是前兩天看的百老匯音樂劇《Hamilton》。裡面一場戲表現美國獨立戰爭時期，英軍總司令威廉 · 豪率領主力攻佔紐約的戲。我喜歡此處反其道而行的處理，以少勝多，只用一兩個英軍，伴隨着鼓聲，表示兵臨城下。群演用女聲舉重若輕地敘述三萬二千英軍攻佔紐約港，佔領布魯克林。華盛頓孤注一擲、背水而戰。時勢造英雄。真真切切的美國歷史。劇情講述主人公漢密爾頓(Hamilton)傳奇一生，圍繞着他的坎坷出身、出人頭地的經歷，以及政治生涯、愛情、親情、政敵關係展開。他是美國開國元勳之一、第一任財政部長，確立了美國的經濟體系和金融機制，十美元上印着他的頭像。從獨立戰爭開始追隨華盛頓，是華盛頓最信任的人之一。這是一部歷史劇，是外人進入美國歷史的最佳途徑。現身舞台的都是歷史上響噹噹的風雲人物。漢密爾頓四十九歲的生命終結於和政敵伯爾的決鬥，兩個決鬥者誰先開的第一槍，仍然是至今爭論不休的歷史問題。要把歷史說明白，這麼大的信息量，一不小心就會淪為只為交代情節。一般來說，音樂劇的選材不傾向厚重，要留有空間以歌舞抒懷。《Hamilton》打破了我對音樂劇的認知邊界，不但能駕馭歷史題材，情節多線推進，並以流行的嘻哈、說唱和爵士樂進行調和，在承擔敘事功能時起到加快情節推進的作用。兩個半小時的演出，似乎沒什麼過場戲，用網絡語言形容是“乾貨滿滿”。劇中政敵伯爾還擔當了敘述者的角色，他和英國國王的表演特別出彩，有蓋過主角漢密爾頓的勢頭。老實說，我的英語水平遠未達到理解這部舞台作品的程度。這是我們到達紐約的第二天，正受時差困擾，坐在劇場裡的我處於暈乎乎的狀態。但，看戲看節奏。即使不能完全掌握劇情，我也能看得有滋有味。節奏是我評價一部作品的準則。《Hamilton》節奏無可挑剔。行雲流水，行於當行，止於當止，不着痕跡，彷彿自然而生。不只藝術，人生亦當如此。
演出結束已近晚上十一時，走出劇場，也正是毗鄰劇場戲散場的時候。可以想見，一條百老匯街都是劇場，看戲的人從各個劇場湧出的壯觀，熱鬧甚過白天。美國人是熱愛戲劇的，很多觀眾是坐飛機從外地來看百老匯戲劇。此次訂好票、請我們看《Hamilton》的朋友，就是帶着十歲的兒子，從波士頓乘四小時火車而來。這對父子第二次看這部音樂劇。第一次看時是兒子要完成學校的作業，先了解漢密爾頓的生平，再看搬上舞台的作品，兒子認認真真地完成了寫滿七、八頁紙的功課。第二次觀劇，小朋友坐我旁邊，看到核心唱段處，小朋友會由衷地朝台上點讚。想起看演出前的晚飯桌上，我從手機調出音樂劇《Satisfied》選段視頻，發現小朋友的眼睛一亮，就是人們說的眼裡有光；而這光，需要美好的東西去點亮，藝術是其一。願我們最終都能成為眼裡有光的人，在紛擾複雜的世界裡仍然能感知所存在的美好。百老匯音樂劇成就了紐約這座城市的傳奇，用不着聲嘶力竭地吶喊着去打造什麼之城，戲劇之城自然而生。
紐約也的確是一座自然而生的城市。
當年一群人聚集在華爾街一棵梧桐樹下買賣政府證券，後來這裡成為今天最大的證券交易市場——紐約證券交易所。更早的一六二四年，荷蘭人用二十三美元從土著手裡買下如今世界最貴的地皮曼哈頓島，紐約最初名為新阿姆斯特丹，荷蘭人在此修建了城牆，城牆下的那條街就叫wall street（華爾街），這條街和“牆”有關，更多的是和荷蘭有關。一六二四年，距離澳門人熟悉的一六二二年時間不長，荷蘭人和葡萄牙人為爭奪地盤在澳門打了一仗，以荷蘭人敗下陣來告終。今天我家所在的荷蘭園一帶，和這段歷史有關。身為澳門人最大的得益，是澳門教給我用“全球化”的眼光看待歷史和今天。
紐約的城市發展在自然而生中也有一定之規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便會尋求藝術的空間和養分。在當時旺盛的購買力下，一條百老匯大街上聚集了十幾家劇院，並創造出音樂劇這樣一種新的戲劇形式來。二十多年前我在北京，有段時間定期去參加一個戲劇沙龍，好像是中國對外演出公司牽頭，大家來聊北京該有怎樣的戲劇氛圍、如何使戲劇獲得更多觀眾等話題。我記得當時有人說，應該把劇場集中在一條街上，不怕競爭，來這裡的人可以像在超市選購商品一樣，琳琅滿目之中一定可以找到自己想看的戲。說的不正是百老匯嗎？它是全世界戲劇人的夢想之地。
紐約不但有百老匯，還有大都會博物館，一百多年的時間讓這座城市成為新興藝術重地。超過二百萬件的藏品使大都會博物館成為跨文化藝術收藏的行業標桿，躋身於世界四大博物館之列。我們正趕上大都會博物館展出的梵高特展，四十幅作品聚焦於畫家筆下的柏樹，也是特展的主題——梵高的柏樹。《星月夜》與《麥田裡的柏樹》兩幅作品據說是自一九○一年以來首次同場展出。曾給予畫家無限慰藉的柏樹，在畫家筆下是狂野的、慾望的，像極了紐約這座城市。她是人們眼裡最不像美國、又最像美國的地方，自然生長中既充滿躁動不安，又充滿一切的可能性。她的包容造就了多種族、多語言的多元文化；但這座城市又似乎無法在多元文化上鞏固和確立族群間的共同文化的紐帶，或許壓根兒也不打算去做這樣的紐帶，她本來就是自然而生。
這就是今天我們感受的紐約，混亂、不安，日夜都鳴響着警笛，聽起來幽幽怨怨的，空氣中也充斥着有別於任何一個地方的說不清的味道。朋友說，說不清的味道其實是大麻味兒。紐約販賣大麻合法化的舉措，是為了促進經濟，很是讓我們看不懂。接觸的幾個在紐約住了二三十年的華人朋友，不約而同地認為紐約正在走下坡路。
紐約的地鐵始於一九○四年，百年前領先世界的產物，在今天已經是破舊不堪，很難和我們想像中的國際大都市形象聯繫在一起，但它也確實是紐約真實的一面。地鐵站都有一扇緊急安全門，乘客在不方便出入閘口門，比如雙手拎着大件重物時，可以在站內按開這道門出站。過往很少有站外的人不買票趁此進入月台。朋友說，現在只要這道門一打開，外面便有一群逃票的人蜂擁而入；從前乘地鐵，如果背包敞開了，總會有人過來提醒你，而現在這樣的熱心人好像都消失了。她勸我們在紐約盡量不要去乘地鐵。
紐約走下坡路有兩個時間點，一是“九 · 一一”事件，另一個是新冠疫情。而今的紐約，還面臨着從南美和非洲湧入的難民問題，市政府計劃花費數十億美元來安置難民。大家擔憂的更有加州通過的四十七號法案向全國蔓延之虞。這個法案將很多犯罪的等級從重罪降為輕罪，比如說偷竊低於九百五十美元財物的屬輕罪，輕罪不用被逮捕進監獄，政府向監獄付錢養囚犯的錢就自然少了，以此減輕財政負擔。
我想起此行其中一站——參觀聯合國總部時看到第二任秘書長哈馬舍爾德的一句話：
The UN was not created to take mankind to heaven, but save humanity from the hell.（聯合國不是要將人類帶入天堂，而是要將人類從地獄中救出來。）
這個世界會好嗎？
穆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