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學者與十三行漢詩

甲辰年初夏，在南國鳳凰詩社成立大會上，我有幸與恩師黃永健教授重逢。每一次相遇，都如同春風拂面，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這次，他攜新書《守正出新——當代十三行漢詩評論集》而來，又一次激起了我內心的波瀾。

時光倒流至二〇一三年十一月的澳門城市大學課堂，澳門城市大學特聘教授黃永健教授受到了博士生以及碩士生的喜愛。其為藝術學博士、深圳大學教授（三級）、博士生導師、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專案“藝術在中華文化復興中的建構作用研究”課題組負責人，長期從事藝術學理論、詩學理論、文化創意產業以及美學理論研究。

黃教授的課堂旁聽者眾多，他首次向我和九名澳門同學透露了頗具革新性的構想：在無眠之夜，他逛深圳大學校園，突發奇想創作“手槍詩”。他剛講完此詩體的體例，話音未落，一位旁聽的博士生便根據他的構想，現場創作出澳門第一首“手槍詩”。多年以來，黃教授的不懈追求，使得“十三行漢詩（手槍詩）”在全球華語詩界贏得了廣泛的讚譽。他不僅構建了理論體系(Theoretical system)，更是將理論付諸實踐，將其應用於日常生活，使得“十三行漢詩”文創產品蓬勃發展。

歲月如梭，今次黃教授再次強調：多年來，他對中國詩歌的命運進行了深思熟慮。他創立的“松竹體十三行漢詩（手槍詩）”新格律詩體，旨在喚醒人們對詩歌在人類精神層面的熱愛，讓詩歌走向大眾，而非局限於小眾。令人欣慰的是，近六七年來，黃教授創作了數千首“十三行漢詩”，一群詩人緊隨其後，為詩壇帶來了全新的景象。這一寫作實驗獲得了國家科研立項，出版了“十三行漢詩年鑒”，並在海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深入閱讀黃教授在《守正出新》一書中所撰〈松竹體（手槍詩）——漢詩十三行體問世〉一文後，我深受啟發，彷彿飲用了智慧之泉。黃教授以其廣博的學術視野，從詩歌形式的演變、漢語的獨特性，至哲學、政治學、心理學、物理學，以及當前詩壇的現狀，多角度深入剖析了松竹體十三行詩出現的必然性、必要性與可行性。其論證充分，邏輯嚴謹，令人心悅誠服。

我深刻讚同諸多學者的見解，即“中國詩歌正從自由化轉向格律化，從散文化邁向詩體化，這標誌着詩歌領域百年探索的新覺醒。”是的，文化的創新是推動文化生活發展的關鍵，而新事物總能激發人們的好奇心與興趣。我曾向詩友提倡，“寫有意思的詩，讀有品味的詩”。可以說，“十三行漢詩”的精髓就在於“堅守傳統，扎根民間，吸納古今文化之精粹，實現相容並包”。正如《守正出新》一書收錄的梁雲〈手槍體漢詩與中國夢〉一文所指：“漢詩十三行體順應手機時代而生，成為一種新興的文化傳播方式，它既蘊含古典韻味，又煥發新潮氣息，是一種嶄新漢詩、新詩體。每個人都可以運用手的槍體，抒發自己的情感，重塑新詩之魂，傳遞中華文化的正能量。”

黃教授的嘗試與探索，不僅繼承並發展了中國詩歌的傳統，而且在當前中國詩壇的紛繁複雜、偽詩橫行的背景下，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十三行漢詩”能否成功取代過度自由散文化的詩體，建立起新的格律體，引領一代詩風，顯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應該說，這是一項宏偉的文化工程，需要長期的不懈努力探索及嘗試。

為何新詩的市場反響冷淡，讀者對詩歌不太關注呢？這背後，也許是時代正在呼喚一種新的格律詩的誕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潮流中，黃永健教授的“十三行漢詩”應運而生，成為一股清新的文學風潮。可以說，新詩體的誕生是詩歌藝術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中華文化邁向世界的必然選擇。關鍵在於，我們必須考慮到現代漢語多音節辭彙的日益豐富，現代社會的快節奏與高強度運行，以及人與人的互動、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複雜關係等現實問題。

“十三行漢詩”無疑吸收了中國古典詩歌形式的精華，其在增強語言表現力上的成就，令人矚目。這種詩體融合了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多種形式，堪稱一種創新的集大成者，其表現力的“雜交優勢”是單一詩歌語言形式所無法比擬的。然而，這種創新詩體也有其明顯的缺陷：最長的詩句僅有七個字，僅能容納單音節詞和雙音節詞，這與舊體詩、詞的語言形式並無太大區別。對於三個音節以上的詞，它難以吸收和容納，這無疑影響了詩歌思想情感的表達，削弱了詩歌語言的表現力。也許，這僅僅是一種淺見，仍需長期的創作及相關實踐進行檢驗。

可以說，“十三行漢詩”獨具一格，如同空谷足音，給人們帶來了極大的震撼。如今，這種詩體已逐漸為大眾所熟知，其粉絲群體涵蓋了多個領域。“十三行漢詩”的誕生地深圳，四十年來經過勵精圖治，經歷了滄桑巨變，成為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典範和標杆城市。實際上，人和詩，詩和城市，都需要講述好故事。這樣，不僅可以提升人們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也能讓華語詩人及詩歌愛好者為創意詩歌，以及文創產品的發展做出應有的成績。

郭道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