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香港政治風波有感

序

近期香港的政治風波鬧得沸沸揚揚，一時成為社會熱點，不同政見各有解讀，或者也是社會一個反思的機會。

政府和輿論關係

綜觀整個政治運動過程，香港政府的輿論工作基本是一面倒的輸了。在民主國家新聞自由被認為天經地義，但是民主國家政府多年運作起來，也發展出了一整套適應新聞自由的輿論引導機制，同時民眾也在長期的各種新聞媒體報道中發展出了自己的判斷能力，政府、媒體、社會民眾都經過長期的互動取得一定的平衡。

這種社會動態平衡機制是長期互動形成的。但處於重大社會變革的時候，或者是某一個條件變化時，政府如果不能適應和及時調整，就會陷入全面的被動中。

香港回歸前是殖民地政府，最頂端的管治權已經確立，因此所有的新聞自由只會圍繞在具體的社會事務上去爭論。但是回歸後，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獲得了高度的自治權力，加上一國體制下的中央政府實施的政治制度又是與英國完全不同。這種頂層政治環境的改變，讓新聞媒體有了一個新目標，香港政府卻在這個新的輿論陣地上完全被動。

干預新聞自由被認為是違背民主自由的行為，但不直接干預新聞採編內容，不代表不進行輿論引導與媒體公關。民主社會的政府一樣要進行政策宣傳，一樣要引導輿論正面宣傳，同時要打擊虛假新聞與惡意造謠。政府對要推行的公共政策進行宣傳，不是粉飾太平，而是促進社會共識的重要工作環節之一。

香港社會不會希望倒退回去管制新聞自由，因此香港政府應對新聞自由下的輿論工作就要加強與提升，同時對於明顯違反新聞專業守則的行為，也應該有所規管。

公共行政和政治操作

香港政府在應對媒體與輿論無力的一個原因可能是沒有相關經驗，因為之前的媒體抨擊政府某些部門或者某些政策，港英政府只需要檢視和改善政策，甚至問責部門的官員就可以應對。這種事務性的輿論監督可以說是一個良性的互動，有助政府提升施政水平。

但現在的社會輿論被引導到了討論整個政權和管治權的合理性，甚至還經常要上升到質疑中央政府的管治權，那就超越了政府部門原來的輿論應對經驗。媒體輿論開始不討論具體可執行的社會政策，天天討論最頂層的政治制度。所有社會問題都給歸結為制度問題，那就變成政府無法回應，最後在輿論上一面倒地失去話語權。

這種輿論議題的改變，用一個非政制的案例來說明。有一次澳門政府進行公共諮詢會，聽取市民對新填海地的規劃意見。這個制度安排是民主參與的一個正面示範，公開聽取全體市民的不同意見，再進行科學規劃。

但諮詢會上有一名環保人士提出質疑：“特區政府為甚麼要填海造地，破壞海洋生態？”

現場官員就愣住了，我們在討論這塊填海地要建多少公屋、多少學校、多少公園，而你在質問為甚麼要填這塊地出來。官員能怎麼回應呢？我們再將填出來的地挖空變回海？明顯是不現實、不可行的。

現在香港的輿論環境就是如此，不管是立法會、媒體還是社會，大家不討論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案共同推進社會發展，而是不管甚麼議題，都要引入更上一層的討論，讓所有社會問題泛政治化。政府公關部門在這種泛政治化的輿論環境裡缺乏應對經驗和改變討論焦點的能力。

大量的社會問題解決方案都是有得有失，取得社會最大公約數而推進的，就算是政府分現金給市民，那也是通過減少庫房儲備，甚至後面要增加稅收才能維持。但泛政治化的好處是所有政治人物都不用再思考公共政策的得失權衡，只需要向市民煽動一個理念：只要推翻上層建築就可以兩全其美了。所有的社會不完美都是源於政府不是我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只要政府是我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自然就會有兩全其美的解決方案。

如果一人一票選出政府來還解決不了社會問題，那又可以再上升一級，就是因為還有中央政府在暗地裡干預，我們再推翻中央政府問題就解決了。這種邏輯和社會實踐在台灣近年的政治生態中，得到完整的體現。社會泛政治化，出現有一定解決難度的社會問題，或者會得罪一部分選民的社會議題，那就避開問題，導引輿論向政治討論。例如台灣的發電問題，本來是簡單的科學規劃問題，被泛政治化了，結果幾十年也解決不了，最後要“用愛發電”。

香港社會如果繼續沉醉於，神奇的“民主大法好”、“一人一票解決世間一切問題”，將一切社會問題泛政治化操作，經濟與社會民生會沉淪得很快。

作為負責任政府，如何引導社會輿論回到正軌，也是政府的職責之一。小到開一個部門會議，會議主持人也是有責任讓與會者不要跑題太遠，大家圍繞會議議程來討論，而不能因為要“自由民主”和“暢所欲言”就任由每一個與會者偏離主題而最後一事無成。

官員也需要理論支持

香港政府應對社會輿論無力的第二個原因可能是政府整個管治團隊缺乏理論支持。大部分人原來接受教育和工作中形成的整套對政治制度運作的理論，都是按西方的民主教育來的，整個管治團隊也是在港英時期接受教育再進入公務員體系一步步成長起來的。但現在卻要在社會主義的一國框架下實行“一國兩制”，就令到整個施政團隊沒有形成系統性的、具說服力的理論體系，變成整個建制團隊面對民主討論時也是理不直、氣不壯。

現在中央政府是實行社會主義，是由資本主義常年對立的共產黨管治。在二戰後的幾十年冷戰時期，資本主義陣營常年對共產黨的批判是形成了大量的理論與素材。新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擱置政治爭議，埋頭發展經濟，所以也沒有系統性地提出各種理論來與西方爭吵。

部分建制派也許心裡明白這套民主理論無法實施，但又想不出完整的回應理論，最後只能單純地強調愛國。甚至不排除有些官員心裡覺得這一整套民主邏輯講得很有道理，只是現在身為建制派成員，不能公開發言支持。

這種理論基礎的缺失，令到缺乏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很容易在媒體和社交網站的反覆洗腦下，越來越偏執。尤其是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與專業人士，他們長期的專業自信，令到這部分人更加堅信自己的思考判斷與邏輯自洽，一旦被洗腦，是更加難以跳出既定框架來反思。

一般人會認為電話詐騙的受害人應該都是受教育程度較低，或者年長的人，但現實中的受騙數據和案例都反映，大部分電話詐騙受害者反而是高學歷的年輕人。有一定教育和思考自信的人，在適當的騙術語境引導下，反而更加堅信自己判斷進而上當受騙。低學歷和上年紀的人一般是受騙於迷信類的騙術，如祈福等。

邏輯自洽的理論套路再加上一兩個精心挑選的例證，很容易就引導受教育人士的信任，加上賦予崇高感和榮譽感，就讓人更加有使命感去堅持。現在建制派的很多論述基礎，基本上沒跳出“民主不能當飯吃”的框架。按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這是拿底層的需求去反擊精神層次的需求。

在香港這種經濟發達的社會，面對大量中產和專業人士，“民主不能當飯吃”的論述事實上沒有足夠影響力，經濟即使差一些，也未到吃不了飯的地步，最多是少買個名牌包。所以這種“民主不能當飯吃”的論述反而是進一步加強了反對派的崇高感，認為自己是在為理想和民主而犧牲，建制派只是為了五斗米而折腰。回看整個政治風波中的很多受訪者，除開專業政治演員，還是會看到很多出來遊行的中產人士，是滿懷崇高感，堅定認為自己正在做一件很正確的事。

這種狀況如果香港政府不能逆轉，就會不斷失去民心，不管這個“民心”是否被洗腦。所謂“千夫所指，無疾而終”，“千夫”指得對不對不是重點，你本身有沒有“疾”也不是重點，重點是結局是“無疾而終”。

在香港這種市民普遍教育程度高，高度城市化和文化一致性的城市施政治理中，有關民主自由、公共行政、政治制度等的理論建設，是執政當局無法迴避，必須要系統加強的。 （一）

謂 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