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未來

不滿的冬天

今日英國，社會分裂嚴重，政府舉步維艱，新秩序和體制又尚待確立，使國家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將如此景況放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英國，竟巧合地貼切。當時的首相，是工黨的卡拉漢，出身工會的他，深得其前任首相的威爾遜信任和器重。在任首相期間，卡拉漢以控制勞工階層的薪金增幅，解決英國的通貨膨脹壓力，使他相信經濟的穩定和繁榮，有賴於控制薪金政策。由於卡拉漢相信這條“金科玉律”，有利他連任首相，一九七八年他決定延續其薪酬政策，並設定5%為加幅上限。

然而回看當年的歷史，英國社會瀰漫的不安已經開始浮面，其後演變成全國大罷工，史稱“不滿的冬天”。近期英國廣播公司的電台節目《一九七九：民主的噩夢》，從文化和社會角度，剖析了近代英國歷史分水嶺的重要一章。從校園活動、小說題材、以至流行音樂，英國人對國家前景的憂慮和憤怒，通通躍現在文字、戲劇和音符之上。譬如一九七八年七月，皇家莎士比亞劇團首度公演《野蠻消遣》(Savage Amusement)，由英國著名劇作家芬尼納利(Peter Flannery)執筆，講述一群迷失的街頭童黨在曼徹斯特的故事。劇中主角費茲出身破碎家庭，父親依靠社會福利金過活，酗酒兼債台高築，最後更拋妻棄子，不知所終。芬尼納利藉《野蠻消遣》，表達了當時英國社會的集體焦慮。

英國人對生活不滿，不外乎經濟與民生。當然，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切可追溯至卡拉漢的“社會契約”。在七十年代初，卡拉漢負責制定在野工黨的政策方針，提倡政府和工會間應有“契約”。根據這份“契約”，工會支持在野工黨上台執政後，推出屬於自願性質、由政府設定加薪上限的入息計劃，目的是壓抑通脹。制定如此“契約”，沒有任何國會法令作基礎，純粹靠工黨和工會之間就加薪幅度範圍的共識；後來工黨上台，在短短三年間，分三個階段控制勞工階層的入息水平，期間工會在代表大會上曾動議取消英國政府的入息控制計劃，恢復由工會主導的集體薪酬談判，但動議最終被否決。

民生問題，激發社會動盪

根據工黨政府原本的計劃，入息控制只會分三階段進行，往後政府不再干預，工會可恢復自主的集體薪酬談判。卡拉漢的建議，起初得到工會支持，部分原因在於政府同期增加了公共開支，短暫刺激了消費，穩住了失業率，同時也控制了通貨膨脹。

卡拉漢政府一心以為控制了大局，大概沒多少人想到，一九七八年英國内外發生的事，會引致後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就外因而言，這一年環球利率急升，迫使工黨政府違背當初不再干預薪酬升幅的承諾，延續其入息控制的政策，規定基層加薪幅度不可超過5%。務求遏止通脹進一步惡化。但這一次，工會完全不賣政府的賬，強烈反對卡拉漢政府出爾反爾。

工會的不滿，並非全無根據：分階段控制入息，導致實質收入下跌，追不上物價上漲，生活壓力日增，社會矛盾隨時爆發。他們認為卡拉漢名義上的加薪方案，三年來使英國勞工的實際收入下跌13%，但工黨政府仍執意推行變相減薪方案，並揚言制裁違反上限的僱主。政府強硬而傲慢的態度，引發工會強烈反彈，堅持反對新方案，要求恢復集體薪酬談判，為實質工資帶來增長，但卡拉漢堅拒讓步。

在野的保守黨借題發揮，指責工黨失職，造成失業率高企。在保守黨的代表大會上，時任黨魁的戴卓爾夫人直言：當法治出現問題，恐懼便乘虛而入。市區治安不靖，罪案增加，無數英國人即使在家也深感不安。暴力有如遍地開花，在小說《發條橙》中的噩夢世界，在英國逐漸化成現實。

進退兩難的歷史巧合

工黨政府嚴重脫離民情，結果觸發英國福特公司率先發動罷工，成功得資方加薪17%。福特勞方的勝利，使全國各行業工潮迭起，貨運業者更發動大規模罷工，癱瘓全英國物流網絡，但卡拉漢政府依然寸步不讓，更反唇相譏新聞界，否認英國陷入危機。卡拉漢的高傲心態，使民怨的雪球愈滾愈大，導致其後蔓延全英國的大罷工，嚴重影響英國人的日常生活，最終迫使政府妥協，正式撤回加薪5%上限的規定，罷工狂潮才逐漸平息。英國在戰後奉行多年的勞資政緊密合作關係，亦正式告終。

回顧歷史，“不滿的冬天”被視為英國近年經濟和政治發展的重要分水嶺，戰後英國奉行多年的凱恩斯經濟政策，最終被鼓吹市場經濟的新自由主義取而代之，理順歷史脈絡，一切都有跡可尋。“不滿的冬天”，是七十年代中英國政治路線之爭的必然產物，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支持者各執一詞，指責雙方的政策只會摧毀民主。支持市場經濟的保守黨不滿工會擴大對政府內部的影響力，反對工黨政府干預市場，同時迅速膨脹公營事業及體系，限制公共服務的選擇和質素，嚴重收窄了個人自由。一九七八年，英國右翼智庫“經濟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發表題為《對立將至：開放社會能生存到一九八九年嗎？》報告，刊登包括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海耶克的文章，重申當社會的大多數過度依靠政府過活，最終會影響自由民主制的穩定。

半年前，時任卡拉漢高級政治顧問的多諾曉爾(Bernard Donoughue)在英國政論雜誌《新政治家》的專題文章中提及這段歷史，指保守黨指控工黨侵犯個人自由，事實證明毫無根據，全是誇張失實的政治修辭。四十年後，保守黨和工黨朝野易位，誓言要如期脫歐的英國首相約翰遜，在國會一再碰壁。多諾曉爾認為英國脫歐發展到今天，已經演變成意識形態之爭，雙方皆以捍衛“民主”為名，各取政治所需，對如何以務實態度解決問題，則完全提不起勁。

脫歐使英國陷入戰後最大危機，促使西方不少知識分子深思以下問題：他們一直珍視並引以為傲的制度，究竟出了甚麼毛病？執筆時，英國國會就脫歐問題仍舊停留激辯的階段。臨近脫歐期限，英國的政治精英仍然一籌莫展。三年前，曾任世界銀行、亞洲發展銀行顧問的韓國政治經濟學教授張夏准曾指出英國脫歐與否，都擺脫不了其經濟近年一直疲弱的事實，本質上甚至跟十年前金融風暴時期差不多。人均收入長年停滯不前，經濟增長微乎其微，延伸至長期積壓的社會民生問題。一次脫歐公投，是英國人對移民政策和憂慮的表態，也凸顯了世代對立和矛盾。英國即使如期脫歐，如何使年輕人看到未來，帶領英國走出新天，需要一個實幹型的魅力領袖，但如今的約翰遜和郝爾彬，似乎重視個人的政治利益多於國家利益。如何擺脫這個纏繞多時的枷鎖，從經濟發展以至制度改革上找出行穩致遠的新路向，考驗着英國這個老牌民主國家的政治智慧。

杜然（文化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