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翻新巴士站帶來的思考

過去幾年，筆者幾乎每年都會在專欄談論在大學巴士站上車的困難。撇除了上下班時間人多、班次不足的問題之外，其實最主要是，巴士站的設計並沒有提供排隊的指示或設施，結果巴士一到站，大家便會爭先恐後蜂擁而上。

這種“坐巴士難”的情況在澳門相當普遍。當時筆者也提出一些簡單建議，例如在地上劃出排隊符號，或是在巴士站設置排隊的間隔以便乘客排隊。候車混亂的情況持續了幾年，直至去年，大學的巴士站終於有新設計，建成可以避風雨的候車亭。不過，筆者認為最重要的變動，還是在候車的空間劃定了候車排隊的指示設施，大大改善了過去候車的混亂狀況。

事實上，這種改變主要是來自空間重新規劃，而帶來了新的秩序和教育市民的效果。筆者記得去年的《澳門城市總體規劃》草案進行諮詢時，幾乎很大部分的意見和建議都集中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下稱“基建”）項目上，例如土地的應用、交通樞紐的設置、道路的建設等等。這些議題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城市規劃絕不只是物理空間的基建項目，而是包含着其背後所投射的城市發展願景。因此，有必要在城市總體規劃中突破“基建”的單一思路，且要納入城市空間與人文精神與教育之間互動的考慮，這樣或許會帶來更理想的效果。

有關空間與人文、社會發展的研究也不是新鮮事物。被譽為“城市學家”的法國的亨利 · 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和美國的愛德華 · 威廉 · 索雅(Edward William Soja)，以及台灣的畢恆達教授，在城市、空間、社會等議題上的貢獻都是享負盛名的。以亨利 · 列斐伏爾的空間學說為例，他強調空間的社會性，不僅包括了人類對於空間的認知、感知、想像等；空間不單純是一種物質基礎（例如一座建築物），它是被建構而成的，而且空間是社會關係的容器，蘊含了人類精神的層次。以電影院為例來說明吧，電影院是因着電影工業及其他諸多社會發展，而被建構出來的一種社會實踐的場所。既通過文化的傳承和傳播來維繫着文化和價值的社會關係，也為人類的精神生活提供了空間。此外，愛德華 · 威廉 · 索雅的“空間正義”(spatial justice)也是對於城市規劃，甚至對教育的設計與空間規劃帶來很大的啟發性。

或許讀者會說，你是一個教育工作者，城市空間與規劃跟你有甚麼關係呢？讓我們嘗試在教育法律第9/2006號找出一些線索吧！文本中的第四條，提出了“終身學習”(life long learning)的說法，並且通過“正規教育”和“持續教育”推行。從這一角度，可見特區政府將教育放在一個優先且重要的位置，既然如此，城市規劃也應能夠對這個發展的目標和願景進行回應。

事實上，澳門大學翻新的巴士站設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讓大家親身經歷且感受到，通過空間的規劃，使社會的運行變得更有條理、體現着更公平的原則。我相信，若在空間規劃上能多點人文精神方面的思考，澳門會變得更美！

黃素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