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界的昏話說到諾獎新得主

最近看劉小楓談公羊學。又見鄧曉芒論中國文化，說是中國人從不追求純粹的精神。令人詫異的是，做西哲的學者談起中哲、中學，如鄧曉芒，做哲學的談起文學，如李澤厚，可能因為優越感作祟，竟可如此放言，以至李澤厚竟說出《圍城》只有英國人的小趣味這種昏話，其實，我在讀博時編著的《解讀圍城》中就指出，《圍城》是一部笑面悲劇。只看到小趣味，看不到悲劇底蘊，眼光大有問題，該去配眼鏡。

李、鄧在專業領域外如此放言，其實涉及到學術規範問題。缺乏文獻綜述及對文本的了解之同情，就會放言無忌。比如，拙著早已譯出了錢鍾書論悲劇美學及隱喻思維的兩篇論文，並在此基礎探討了隱喻思維的認知價值、科學之知與藝術之知的區別。然而，依然有人出來宣稱隱喻思維及人化文評（以氣骨神脈論文）是思維不發達的標誌。近年外審了N多篇論文，發現諸多論文對前人成果了解不足，有些只是象徵性地引一下前人的觀點，所以出現重複討論、議論空疏等弊端。為文者當戒之慎之。

《博西》、《囚籠》是新晉諾獎得主古爾納兩篇譯為中文的小說，中英對照的《囚籠》已可找到，值得收藏。不出所料，這篇小說以個人化視角開篇，包含錯覺、臆想、心理化的情節、碎片化的敘事、非典型化的人物，“一頭扎入夜色”般的朦朧結局，以及作為情感主調的慾望與迷惘。屬於現代性小說的標配。功力在水準之上，且令人感知到另一個世界另一群人的愛與痛。 中譯第一段就有一些可商榷處，如將He liked to say that at his station he saw all of life pass him by. 譯為“他得意地說在他的店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經過”云云，把 all of life（眾生）的寓意弄小了。

龔 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