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武精神與國術救國

令狐昭

一九二〇年代初，南北大小軍閥已實際形成佔地而治的割據局面。北洋軍閥統治的十餘年間，中國不論社會經濟、政治軍事還是思想學術，都有相當大的轉變。經歷長期分裂，嚮往統一是社會各階層和各政治流派的共同願望。與此同時，孫中山曾多次宣示武術的時代價值，“強種保國”乃當時的民族願景，這種“國術救國”的理念造就了中國近代武術的勃興。

一九二五年，來自廣東的張晴浦、張惠民兄弟於上海創辦華劇影片公司，主力拍攝武俠片。他們以提倡尚武精神、發揚國光為宗旨，讓武術、西方電影的冒險元素、軍閥混戰的現實背景共冶一爐。吳素馨那時憑天一出品的《立地成佛》（一九二五年）和《女俠李飛飛》（一九二五年）走紅，加入華劇演出《亂世英雄》（一九二七年）後成為炙手可熱的武俠片紅星。

歷史與社會文化氛圍，使武俠片不可避免地映射着民族的命運、幻想與弱點。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間燃起的第一波武俠熱，便是積亂不去的中華民族一種想像中的求強趨勝的心理反應。然而首集《火燒紅蓮寺》（一九二八年）與同年問世的方世玉電影始祖，本身有否受到北伐時期馮玉祥毀滅河南廟寺之舉的啟發？這些電影有否啟迪一九三一年上海江喋喋與廣州鄧羽公的南少林小說創作？

在跨文化的視野和語境下，社會文化、大眾文化、電影文化一直相互影響。一九二八年，北伐戰爭中的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登上《時代雜誌》封面，其影響力遍及軍事、文教、武術等領域。同年中央國術館成立，獲南京國民政府支持，張之江擔任館長，李景林任副館長，馮玉祥任理事會名譽館長；十月舉行的第一次國術考試，以擂台性質的國術對試為主要內容。

其實在中央國術館成立之前，精武體操會①以及馬良的“中華新武術”便嘗試將傳統武術與西方體操、體育等現代文明接軌。第一代武俠片導演任彭年、影壇初代女俠鄔麗珠和錢似鶯都參加過精武體育會，可見有志之士對武術進行改良、提倡、推廣、訓練與教育，無形中為中國早期電影提供了尚武的養分；而武俠片裡的強者偶像、尚武觀念和俠義行為正好契合當時的大眾心理和電影商業化進程。

早期電影人力圖糅合中西元素，武術改革者則謀求匯通中外話語。民國初年，“武術”、“國技”、“國術”、“技擊”皆通用，“體育之技擊術”更是孫中山為《精武本紀》作序的關鍵詞。中央國術館成立後，“國術”被用來統一表述中國傳統武技，不少武術館或研究社等組織也紛紛易名為國術館。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推廣和普及國術跟救國這一時代主題息息相關。從此“國術”既是一個體育概念，也是一個教育體系，民眾則日漸將“國術”與“武術”等同。

由於國術受到廣泛的重視和得到有力人士的支持，不但使傳統武術完成了轉型與再造，而且強化了民眾的國族意識。其中張之江所倡導的國術改良無疑是中國社會近代轉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近代中國文化重建過程中佔有特殊地位。②朱愚齋提倡的“國術稗史”便是在這樣前所未有的文化氛圍中誕生，後來黃飛鴻電影更讓尚武精神和國術文化得以重現和再次轉型。

（粵藝武俠片的前世今生 · 六）

註釋：

① 後易名為精武體育會。孫中山曾贈其“尚武精神”牌匾，又為《精武本紀》寫序。

② 林輝鋒：〈張之江與民國時期國術的推廣和普及〉，《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二〇一四年第四期，第一百六十六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