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限施壓下的伊朗危機

當大家以為特朗普會很快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怎知他的態度又突然軟化，打還是不打？弄得所有分析家都滿天星斗，摸不着頭腦。其實很簡單，現在採取行動對美國有利或有害？明顯美軍沒有準備好，同時未摸清楚伊朗還擊的實力，連以色列及海灣盟友也請特朗普莫心急。過去十多年來，我去過伊朗三次，目擊當地人民極為艱辛的生活，而該國貨幣沒有最低，只有更低，導致飆升的通脹。除了奥巴馬時代，伊朗得以和美國簽定核協議，里亞爾才有喘息的機會，經濟漸露絲微曙光。可惜好景不常，特朗普在二O一七年一上台即撕毁協議，不僅如此，他更進一步加強對伊朗的制裁，一如對委內瑞拉的“極限施壓”，即趕盡殺絕，務必要你不能翻身，直至民不聊生，社會內亂，政權更迭為止。

我這樣說不是指伊朗人民的憤怒只限於經濟，他們對人權亦有很大的追求。事實上，神權內部也有保守派和改革派，不是鐵板一塊。都說是神權了，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說了算，這個體制當然是獨裁威權主義，權力過度集中一人身上，自一九七九年運行至今百病叢生，人民要求改革的聲音愈見響亮。就好像今次，從對經濟不滿到對政體不滿，實在不是第一次的呼喊。

前英國駐伊朗大使Rob Macaire指伊朗目前的危機提出一個概念叫“戈爾巴喬夫時刻”，指伊朗神權自知已走到絕境，必須進行激進改革安撫人民情緒，但國家正處於內憂外患，美以在外張牙舞爪，而內部人心又不穩，一打開改革大門隨時把舊體制徹底摧毁，一如當年戈爾巴喬夫，結果把自己也推倒，蘇聯瓦解。伊朗神權戀棧權力，這當然不是他們所願意見到的。如是者，改革會死，不改革又死，神權可能更緊緊抓住權力甚至大力鎮壓，那麽，這會否正中美以兩國下懷？

隨着特朗普政府重啟“極限施壓”並引入新的關稅手段，伊朗正陷入數十年來最嚴峻的經濟危機與政治動盪。首先，在制裁下伊朗經濟不斷萎縮至通脹失控，最要命的是貨幣崩潰，令到出口與財政枯竭。而制裁更切斷了伊朗進入全球金融體系的管道，導致石油出口量較制裁前暴跌百分之六十至八十，使政府每年損失數百億美元的收入，基礎設施無法更新。

制裁不僅製造經濟危機，也導致民生與人道災難。關鍵藥品進口受影響，罕見病患者受到的衝擊最為嚴重。與此同時，中產階級貧困化也是伊朗的致命傷，使數百萬民眾陷入貧困，並被迫依賴與伊斯蘭革命衛隊相關的社會服務，形成一種“不可持續的陷阱”。

我們時常批評神權和革命衛隊腐敗，但制裁所促成的“制裁經濟”滋生更多腐敗，這由於制裁迫使貿易轉向灰色和黑色渠道，讓掌握資源的精英階層得以從中牟取暴利，進一步加劇社會不平等。事實上，神權對此亦難辭其咎，人民對國家貪腐已忍無可忍，加上惡化的經濟環境，成為二O二五年至二O二六年伊朗大規模反政府示威的催化劑。美國透過經濟和軍事施壓加速了伊朗體制的脆弱性，外界都猜測，伊朗神權何時倒台？

張翠容（香港戰地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