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奶奶》引人深思

祖籍福建、澳門出生、台灣求學的本地年輕導演周建君拍攝的紀錄片《外婆，奶奶》（二○一七），與黃惠偵導演的台灣紀錄片《日常對話》（二○一六），以及陸慶屹操刀的中國大陸紀錄片《四個春天》（二○一八）相似之處，是把長輩的日常生活與家庭點滴片段，一一記錄下來。《外婆，奶奶》記錄了導演的外婆與患有精神病的奶奶相依為命。自父母決定讓兩位長者一起生活，兩三年來十分安定，但隨着時間流逝，各種生活問題逐漸浮現。影片沒有深究奶奶的精神病史，卻隱約表現出某種人文關懷和長者的生活氣息。

選擇忽略、不懂珍惜、留有遺憾，可能是導演要抗衡的大眾常態。自覺已經不那麼熱血、衝動、荒唐地冒險的周建君，深信人生是焉知非福和無常的。他直言，拍攝此片最大的困難是等待事件；矛盾點是，若發生戲劇性、衝突性的事件，意味着真實生活上必然發生一些很糟糕的事件，理性希望它發生、感性希望它不要發生，這是很痛苦的。這種等待可怕或可悲事件發生的行為，如果真有其事，是否符合人性道德，值得進行哲學探討。正如兩名老人在影片拍攝過程中不幸受傷或送院，導演身為她們的孫兒，如要做到所謂專業，莫非要從親屬身份中抽離，任由她們傷病，甚至期待傷病發生？

實際上，真的要有戲劇性、衝突性的事件發生，觀眾才會感受到“故事”的“戲劇性”？答案將會涉及很多主觀和客觀因素。再者，戲劇性是否紀錄片應有的元素呢？這是一個頗具爭議性的命題。例如一些帶有戲劇性的鏡頭往往被刻意裁剪於動物紀錄片之中，可是這些鏡頭不一定是牠們的典型生活習慣。最後，戲劇性的存在會否影響紀錄片的真實性，須多加留意。弔詭的是，蒙太奇理論奠基人謝爾蓋愛森斯坦認為：“對於我來說一部電影使用甚麼手段，它是一部表演出來的故事片還是一部紀錄片，不重要。一部好電影要表現真理，而不是事實。”

作為“看見澳門——影像力量重現”系列電影之一的《外婆，奶奶》，究竟要表現真理和事實的任一，還是兩者，引人深思。只見片首不但關注了一個司空見慣但影響深遠的普遍性社會問題——導演家鄉的村民到了美加或港澳定居後都不願再回福建，更提到身在福建莆田的外婆和奶奶的日常生活，被遠在澳門工作的兒女視頻監控，其由下而上的反向寓意，如果是一種試圖透過倫理指涉政治的歷史視野，的確令人費解。

令狐昭